古玉鉴别中的常理与悖理

出土或传世古玉在其表现形态上，总是有着有规律可循的共性。

这种共性,反映着古玉各个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普遍性规则，对于我们鉴定古玉的真伪提供了可靠的实证依据。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鉴定古玉的经验，便是古玉鉴别中的“常理”。

可见，常理便是经验。但就像共性不能涵盖所有的个性一样,经验也不能成为检验一切的标尺。在古玉的鉴藏实践中，常常会有一些因违背逻辑而有悖于经验的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同样审慎地予以对待，这便是古玉辨别中的“悖理”。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思维方式。因此经验一旦成为了经验主义，这在古玉鉴藏中同样是件糟糕的事情。

一、沁色:晕散状与凝结状

通常认为:真古玉的沁色“一般都由表及里地去分布，有一种层次感，其边缘色泽过渡自然，可见深浅不一的晕散状结构”,等等。这种说法,作为长期鉴赏实战中得出的普遍性经验,固然可以作为一种常规性的判断参考。

但重要的是，事物总是常常不以单一的面目出现。对沁色的判断也是如此。有自然的色彩过渡并且呈晕散状结构的沁色是较为人们所接受的古玉性状之一,但有时，点状线状或块状等无色泽过渡的凝结状的沁色，未必就是赝品。这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千变万化与内部结构的千差万别，才是形成古玉沁色丰富多彩的真正原因。

因此，表象特征并不是我们判断一件事物真假的依据。.我们在对古玉沁色的鉴识和辨伪中，既不能以孤立的观点，撇开古玉的时代、工艺及材质器型特征以“色"定论，更不能因为沁色的外部形态出现了些许在表象上所谓有悖常理的情形而一棍子打死。

二、刀工:V形与U形

关于以古玉工艺痕迹的观察点为辨识和断代的手段，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经验之谈了。流行的说法是:古玉器上阴刻线均为两头见锋，线条断面呈“V”形,线条挺拔有力;而现代电动机械制作，阴刻线断面呈“U"，这种说法长期以来为坊间所普遍认可，并成为一度时期以来几成铁定的标准。

应该说，对于辨认时作新玉与明、清以前的古玉，这种经验在通常意义上还是可以适用的。但如果概而论并且仅此作为断代手段，那么未免有失偏颇了。

张广文先生《故宫博物院藏凌家滩出土玉、石器及其加工工艺》一文，其中对于凌家滩出土玉器的工艺痕迹分析认为，“凌家滩……部分玉器上留有明显的治玉痕迹。

这些痕迹以‘V’、‘U’形截面加工痕最为显著,这两种截面的加工痕多为阴线，截面下端分别为尖形或圆弧形,还有一些介于二者之间……”这个结论给予我们所提供的意义，并不只是在于解决了工艺痕迹辨别古玉尤其是高古玉器真伪的一一种经验，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在如何对待古玉鉴辨中所出现的悖理现象，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严谨的探索范例。

三、器型:相似性与雷同性

我们都知道,用按图索骥或对号入座的方法来搜寻和收藏古玉，是一种十分初级的犯忌行为。机械化作业与手工劳动最大的区别，就是产品的批量化和唯一性。古玉的雕琢是一一种非同寻常的手工作业，因此无论从器型还是纹饰而言都有无可比拟的独立特性。

这，似乎应该成为铁定的规律。对于这样的认识，当然主要是从微观上(也即古玉的细节特征上)得出的界定。而在宏观上，也就是在古玉的整体概貌上，同时代同地域或不同地域相似形纹饰与雷同形造型的情况，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

清白玉象首觥北京故宫博物院

白玉象首觥天津博物馆

这是因为,由于严格的礼制和森严的等级规范，远古时代的玉器艺术虽有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成果，但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年代里，出于政治、宗教、文化和审美趣味等等方面的需要,用玉制度上的“金科玉律”还是对玉器形式的规范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材质:主流用玉与非主流用玉

大量史料证实,用玉的时代特点，是鉴别古玉真伪的一个重要环节。那是因为，生产力的局限，使古人在用玉时获取玉材的途径非常有限。大部分的情况，是就地取材,或者靠战争来掠夺更多的资源。

真正的软玉——新疆和阗玉成为帝王用玉的主流，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战国至汉代以后。而之前，辽宁岫岩玉之于红山、江苏小梅岭玉之于良渚、河南独山玉之于殷商,等等,作为某一时代或文化的代表，似乎已成业界定局。因此，主流用玉的特点确实体现了玉器发展的一个脉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排除,当一L件在各方面都具备了某个时代特点的非主流材质的古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在没有进行认真论证的前提下,请千万不要因为它缺少该时代的用玉规范而轻易将它排斥在真品之外。要知道，古人对于玉材的认知程度和选用理念，并不完全等同于今人的规则。“美石即玉”是他们大致的择材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