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在老家村里第一个“出远门”的人。

那年，我十岁，站在村口目送他拖着一个破旧的行李箱，跟着来接他的小货车绝尘而去。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二十年。

从此，村里的喜丧人情，他没能亲自回来过一次，却每逢节庆都托我爸捎上一份份厚礼。

“你大伯这次又托我送礼，这一大家子，随啥礼合适？”爸一边喃喃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邮局寄来的包裹。

里面是几沓崭新的百元大钞，和一张写着收礼名单的纸条。他的字迹工整得像是多年没变过，甚至有些拘谨。

爸叹了口气：“你大伯啊，心倒是一直惦记着，可这送礼送的，咱家也累啊。”

我知道，爸嘴上抱怨，心里却没怨过大伯。

大伯是家里最懂得感恩的人。

年轻时，他靠村里人东拼西凑借来的一千块钱，才凑齐了外出打工的路费。

后来，他在外面打拼，日子渐渐好过些了，每次听说村里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儿，他都托爸带上礼金回去。

最初是五十、一百，后来涨到五百、一千，这些年甚至上了两千。

“这礼金，咱家都给垫着吧。你大伯总说，等回来了一块儿清账。”爸说这话时，眼里有点复杂的情绪。

大伯的“回来”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承诺。

村里人渐渐不再提他，甚至有人开始议论：“你大伯这是出去就不回来了吧？

这礼金送来送去，真当咱村是他的人情银行啊？”爸听了，闷着不说话，只是照旧把礼金送到每一家。

村里人也渐渐习惯了，“张家这礼金，还是老大托送的吧？”他们这么说时，语气里多了几分淡漠和无所谓。

转眼间，我也长大了，大学毕业后回到县里工作。对大伯的印象，从小时候那个背着行李远去的身影，变成了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 他到底过得好不好，我也说不清，毕竟二十年里，我们只见过一面。

那是我高考那年。

大伯突然来了个电话，说要回来看我。

我从没见过爸那么紧张，连夜收拾屋子，第二天一早就去镇上买了几斤肉。

可大伯只待了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他带回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零食、衣服和书，说是送给我上大学用的。

饭桌上，他和爸聊了一宿。爸一直劝他回村看看，说村里人念着他呢。可他摇摇头：“等再过几年吧，我这边还有点事没处理完。”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气。

那声叹气，我记了很多年。那时候的我还小，不懂里面藏着什么。

后来，我工作了，成家了，大伯依旧没有回来。直到去年，村里突然传来消息，说大伯要回来了。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连爸都有点不敢信。

“他这一走二十年，这次说回来就回来？”爸放下电话，声音里有点不确定。可第二天，村口还真停了一辆拉着行李的车。大伯从车上下来，瘦了，头发也白了大半，但眼神还是那么明亮。

村里人全来了，围着他问东问西，有人开玩笑：“张老大，这二十年挣了大钱吧？回来是不是给咱村修个祠堂啊？”大伯笑着摆摆手：“没挣啥大钱，不过总算是有点闲钱了，这次回来，是想好好还人情的。”

“还人情”这三个字，让全场安静了。

大伯搬出了一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厚厚的红包，每个红包上都写着名字。爸站在一旁，脸上复杂得很。他是知道这些名字的，因为这些年他替大伯送了无数次礼，每个红包背后都有一份账。

“这些年，托我弟送礼，欠了大家不少。”大伯站在人群中，声音哽咽，“当年我出门时，借了村里人不少钱，这些年，不敢回来，是因为觉得没脸见大家。现在，我总算是攒够了点钱，能把这些人情还上了。”

他说着，一个个地把红包递出去。村里人接了红包，有的笑着说：“唉，这么多年，咱也没真想着你还。”有的却红了眼圈：“张老大，当年你借我家五十块钱，现在还回来五百，这不是还钱，这是还情啊。”

大伯的脸上，也湿了一片。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还这些人情。他沉默了很久，说：“当年我刚出门，兜里就一百块，那是村里人凑的。没有他们，我连站稳脚跟的机会都没有。人情欠着，心里就不踏实。”

我这才明白，原来这些年，他不是不敢回来，而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回来。

大伯回村后，没多久就找了块地，盖了两间小屋，说是以后就在村里养老。日子平静得很，可村里人待他，却比以前更亲近了。有人家杀猪送肉，有人家种菜送青菜，说是“张老大心里有咱，咱也不能亏了他。”

有一天，爸在晚饭后说：“你大伯这人啊，算是把情分看得最重的。咱家这些年再难，也没让我后悔替他送礼。”

我点点头，想到前阵子大伯跟我说的一句话：“人啊，走得再远，也别忘了自己的根。根丢了，人就散了。”

如今的大伯，终于回到了属于他的根。他的情分，终究还是被村里人记住了，而他也从未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