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因熟悉政策、背靠政府、服从组织、肩负使命，驻村干部在乡村振兴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与社会基础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探讨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干部的工作艺术与工作经验，可以为乡村振兴阶段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借鉴与启示。脱贫攻坚阶段，驻村干部在帮扶工作中表现出动员式治理和嵌入式交往两大工作艺术，前者主要是通过思想动员、产业动员和模范动员三大动员方式来起到初步调适工作的作用，后者则是采用角色嵌入、情感嵌入与关系嵌入来达到深度融入工作的效果。不过，有时候因帮扶“过多”、嵌入“过度”,会引发责任异化、决策偏差等困境。要让驻村干部在乡村振兴政策落实、资源链接、力量整合等方面不断发挥作用，就应强化对驻村工作的认识、完善驻村帮扶机制、创新驻镇帮镇扶村体系。

作者：谢治菊 卢荷英

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三农”工作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为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2021年6月1日，我国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更是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提出要“扶上马送一程”,继续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四个不摘”要求，其中，“不摘帮扶”举措明确了帮扶干部的关键作用。2021年的5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对干部选派的范围、要求与职责等方面进一步明确规定。“驻村干部”与“驻村工作队”再次被高度重视，这说明他们在新阶段仍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为更好地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干部的工作经验与工作艺术进行凝练，对乡村振兴阶段驻村干部的工作路径进行优化与展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我国脱贫攻坚战之所以能取得彪炳史册的伟大成绩，原因较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村庄派出了300余万的驻村干部。驻村干部是由包村帮扶单位选派到贫困村开展工作的干部，是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更是党和政府与群众进行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1 驻村干部之所以能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和谐干群关系、积累工作经验，而且还能优化乡村资源、带领乡村发展。这一点，现有研究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呈现。

一是从村干部角度出发，阐述分别代表国家治理、基层政治的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以下简称村支书)双重治理格局下的“双轨治理”的重要价值2。研究认为，作为内生动力的村干部拥有内部信息优势，能构建起外部帮扶力量与内部农户的沟通桥梁，协助驻村干部获取真实资料。3 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村干部会因担忧自己的权力地位被削弱而可能对驻村干部采取消极配合的行动逻辑，成就动机低的驻村干部也可能产生“不出事、不惹事”的消极行动逻辑。4 二是从驻村干部出发，阐述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及行动逻辑。驻村干部被当地村民视作带领他们走向脱贫致富的领头人，其携带的“官方”身份更是让村民寄予厚望，再加上驻村干部拥有国家和社会代理人双重叠加下的特殊政治身份，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出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以及人格化交往等非科层化运作特征5。面对上级“挤压”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众多任务指标，大部分驻村干部都会采取“为达标而作为”的行动，表现出“实绩达标”“名义达标”与“数字达标”三种行为，前者的效果较为明显，而后两者却没有实际性效果。6 三是从干群关系出发，阐述驻村干部对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影响。税费改革是农村干群关系发生改变的重要节点，税费改革以前，干群之间因为税费提取而被绑定在一起7,两者的关系“紧密”但紧张；而税费改革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干群关系得以缓和8。在干群之间，利益因素是影响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9,而两者关系的好坏又会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动员效果及其对制度规则的认同效应10。因此，如果说此前干群之间所表现出来的井水关系、鱼水关系等11,以及少数乡村后来逐渐“异化”成的油水关系、水火关系12 等大多属于一种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话，那么驻村干部所带来的干群关系则是一种不断走向平等与合作的新型治理关系13。

总体来看，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究了驻村干部的工作方式、工作价值与工作逻辑，这为本文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思路借鉴与素材积累。但是，这些研究尚未从动员式治理和嵌入式交往的角度对驻村干部的工作艺术进行理论升华。鉴于此，本文拟运用协商民主理论，着眼于脱贫攻坚时期驻村干部的工作艺术与工作经验，从动员式治理和嵌入式交往两个层次探讨驻村干部与群众交往的艺术与方法(详见图1),进而为乡村振兴阶段的干部驻村工作提供借鉴与启示。

图1 本文研究思路与框架图

对此，本文拟以本团队2020年承办的“攻坚2020:一线扶贫干部口述故事”征集获奖的60份口述故事样本为素材进行挖掘与分析。之所以选择扶贫干部的口述故事为研究样本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60个故事来自全国10多个省份，采写自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等多个扶贫领域，基本实现了“特殊与普遍、重点与全局”的结合。例如，从区域来看，有57.6%的受访者来自广东省(主要是广州市),32.2%的受访者来自贵州省(在贵州省扶贫的本土干部与扶贫干部有32名，占53.3%),其余的受访者来自广西、江西、重庆、浙江等省(市、自治区)。从身份来看，有33名受访者为驻村第一书记或者驻村干部，占55%,其余的受访者有支教的中学校长、幼儿园园长、普通老师，有挂职的副市长、副县长、教育局副局长、副镇长(乡长)、医院副院长，有帮扶的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人员、公司老总，还有部分西部驻穗干部、在地基层干部。从年龄来看，受访者主要集中在26～70岁之间，其中处于30～50岁的有47名，占78.3%。从帮扶时间来看，大部分受访者贡献在扶贫上的时间是2～4年，最多的超过20年。另一方面，口述故事有着较高的真实性、生动性与可读性，它关注普通驻村干部的命运和体验，是对宏观叙事和官方文本的一个有效补充。14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15 在驻村过程中，驻村干部的职责是指导、协助与督促村级组织完成各级党政部门下达至村庄的任务、指导村民自治、推动乡村社会发展，最终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目标之达成。16 正所谓“小身材”下背着“大任务”,这属于驻村干部政治任务的延伸，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延伸任务呢?全钟燮指出，为处理世界的无序和差异，社会(或组织)会建构路径支持组织成员的自我治理能力，一般通过互动来维持社会(或组织)秩序，即通过与他人发生联系，对他人做出回应来发现新的道路、新的办法甚至创造新的可能性。17 面对有多元诉求和利益角逐的基层社会治理，采用基于互动的协商民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协商民主有利于消除疑虑、减少分歧、化解矛盾，能够把群众的意识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对强化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有重大意义。18 因此，为更好地处理好干群关系，驻村干部首先运用了动员式治理的工作艺术。动员式治理是驻村干部融入村庄的初级阶段，指以协商、劝服、情感工作等治理手段动员农民达成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一种不同于以法治和强制手段为保障的行政科层制的治理模式。19 动员式治理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群众、影响群众来促成集体行动。20 在帮扶工作中，动员式治理已经成为驻村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机制。毕竟，单方面依靠驻村干部向帮扶点输出资源难以长期巩固脱贫成效，动员当地群众积极配合和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效果更明显。具体来说，驻村干部对脱贫群众与脱贫地区的动员式治理有三种方式。

在过去的部分贫困地区，部分村民存在思想固化、观念传统、只顾眼前利益等想法，少部分村民“等靠要”思想严重，这加剧了脱贫工作的难度。曾经的帮扶工作，注重帮扶资源单向输入的“保姆式”扶贫时有发生，这容易陷入“效果悖论”,所以“解锁”思想才是关键。21 诚如访谈时一名驻村第一书记所说：“现在有些小娃儿会说，‘我是贫困户，你怎么会喊我来扫地?我是贫困户，就应该比其他(人)的要优惠点’。”22 贫困户的这种思想严重禁锢了下一代的发展走向，会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因此，唯有从思想层面打通“管道”,才能真正拔除穷根。为了帮助贫困户摆脱“思想贫困”,起到思想动员的效果，驻村干部采取了大量可以互动交流的工作艺术，具体如下。

一是通过脱贫标语、口号来动员。标语和口号本属不同的现象，前者是书面语，后者是口头语，不过在脱贫攻坚中经常混合在一起使用。有人指出，标语、口号混合在一起，是唤醒民众组织起来达成集体行动的纲领。23 脱贫攻坚中的标语、口号是文字简单、意义鲜明的宣传方式，有引导、助推、鼓励群众脱贫的作用。在实践中，驻村干部到村庄后，往往首先通过脱贫标语、口号来营造脱贫氛围、鼓舞脱贫斗志、增强脱贫信心，提出了诸如“只要努力就能脱贫，只有努力才能致富”“群众不富，搬迁来助”“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之类的鼓动性语言。二是通过开群众会、坝坝会等方式来动员。利用张贴告示、广播宣传以及微信群等方式发动村民参加群众会，把语言方式转换成他们熟悉且简单易懂的模式，从平常话语入手拉近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创造平等交流的沟通平台，从而提高话语的有效性，起到政策讲解和宣传整治的作用。不仅如此，驻村干部还往往通过会议努力寻求外部资源，积极帮助贫困户开展技能培训、提高文化素养、创造就业机会，助推他们就近就业或到周边地区就业，改变他们头脑中安于现状的思想，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观念。三是通过入户单独动员、电话跟踪动员、微信强化动员等其他方法来动员。在动员的过程中，驻村干部往往以表面“共商”的“算账”方式，让群众自愿脱贫。有时候，为了让脱贫过程更加仪式化和规范化，驻村干部往往要进行多达十次甚至几十次的动员。24 当然，如果这样的动员还不能奏效，为完成指标和任务，负责易地扶贫搬迁的个别干部就会采取非常规化手段来解决。例如，在调研中有干部告诉我们：“我们各种手段都是用了，还是不搬的话，我们就找人给他打电话，说你家县城是不是有套房子?这套房子卖不卖?我愿意出几十万买。”25 通过思想动员，可以引导贫困群众产生脱贫志向，消除部分贫困群众“晒太阳等小康”的思想，防止政策养懒汉和泛福利化倾向，激发脱贫内在动力。

脱贫的动力结构可以分为外源式脱贫和内源式脱贫两种，亦可称为“输血式扶贫”和“造血式扶贫”,前者是指依靠驻村干部等外部援助的力量帮助脱贫，后者则是指依靠贫困户本身的努力进行脱贫26。由于外源式脱贫的方式容易“返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所以，内源式脱贫才是可行之道。那么，贫困户如何才能脱贫呢?发展产业是关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对有劳动能力的农村低收入人口，要坚持开发式帮扶，帮助其提高内生发展能力，发展产业、参与就业，依靠双手勤劳致富。”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也是防止脱贫户返贫的主要手段。发展产业可以使贫困户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提升其劳动致富技能和意志。27 基于此，驻村干部要破除“干部积极干，农户靠边看”现象，引领村民发展产业是关键。为激发村民的产业活力，驻村干部须努力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故而采取了以下三项举措来进行产业动员。

一是组织村民“向外”,观察别人做产业的模式以及取得的成效。处于同样的环境，别人发展出的产业更好且获得的收益更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脱贫户内心的欲望。就如一名驻村干部转述村民参观其他村产业后的感想一样：“以前我们总觉得一亩地里能赚个一两千块就很不错了，听到他们这样说，我感觉一亩地还可以挣个五六千块钱呢。”28 二是引导村民“向强”,利用科学技术强化致富信心。过去，农户们种植农作物的方式比较传统，对自己不太熟悉的种植方式持怀疑态度，对待新事物有较长的了解和接受过程。因此，驻村干部邀请农学专家到田间地头进行指导，让专家与农户们面对面进行交流，为他们答疑解惑的同时讲授现代种植技术，同时驻村干部的特殊角色身份，使得农户对于新技术所表现出来的采纳意愿更高，更能增强其致富信心。29 此外，为进一步打消农户发展产业的顾虑，驻村干部和农学专家针对村庄现有种植产业进行试验，按照科学的种植技术进行疏花、施肥、剪枝、杀虫，这可以让农户们看见实实在在的效果。三是保障村民“向稳”,提供全方面支持。驻村干部引进电商，与外来公司建立合作关系，采取统一管理、统一培训、统一技术指导、统一采摘等手段，实现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为村民发展产业提供技术保障与市场要素。可以说，政策上的补贴、生产资料上的帮扶、销售途径上的疏通，驻村干部真正实现了从种子落地到成果出品“一条龙式”的帮扶服务，稳固了农户们发展产业防止返贫的信心与决心。

“模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典型”,常被部分基层党组织当作政治工具运用的一种权力符号。符号塑造的过程就是树典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属于一种政府动员手段和治理机制30。模范动员的核心内涵是对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物、组织、行为或话语进行重新定义和诠释，并进一步提升为符合政治权威意愿的意识形态符号，以此表达各项政策的期望和发展走向。31 干部驻村过程中涉及的“树典型”包括：输入新理念或新技术时由驻村干部先带头示范、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推行政策、寻找当地“带头型”人物充当产业发展的典型、村庄中树立好的榜样等。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这些“模范”变得格外引人瞩目，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户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本来，农户们的思想固化，难以迈出原本的“舒适圈”,采用强硬的手法要求他们改变难以产生效果，反而需要对他们进行慢慢引导，当他们发现这些“模范”所蕴含的实实在在的示范效果，就会按照组织所构建的形象进行学习并按照自己的愿望加以践行。这与李全利的“先来”贫困户获取扶贫资源信息后会被“后到”贫困户模仿的观点不谋而合，都意味着效果跟随会产生示范效应。32

总体而言，驻村干部是一个“空降”到基层村庄的暂时人员，顺利推进工作的前提是与当地村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通过思想动员、产业动员与模范动员三种方式，既有利于加快转变村庄固有的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模式，又能够增进干群之间的关系，提升群众对驻村干部的支持度和信任度。

驻村干部要想融入村庄，得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还需要做好嵌入式交往，这是调适工作的深层艺术。何为“嵌入式交往”呢?“嵌入”一词由卡尔·波兰尼较早提出，后来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中对其做了延伸阐述，他认为：人的行为和决定都不是在社会背景之外的原子，而是被嵌入到具体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关系中33。他把嵌入分为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前者是指个体的经济行为嵌入到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后者是指将行动者嵌入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且这种嵌入会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34。现有关于“嵌入性”理论的研究主要是用来解释经济行为如何嵌入社会关系结构中，但由于包括前述行为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是嵌入社会结构中的35,因此本文认为这同样也适用于探讨驻村干部如何深入嵌入群众中。就词意而言，“嵌入”表示一种事物“卡”进另外一种事物的过程和结果36,许爱梅和崇维祥则认为“嵌入式”有一种强调主体努力融入甚至改造特定结构的过程37。鉴于此，本文把“嵌入式交往”定义为：作为外生力量的驻村干部进入到基层村庄，努力融入全新社会关系网络并顺利开展帮扶工作的过程。“嵌入式交往”是驻村干部深入群众交流、交融，从而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方式，包括角色嵌入、情感嵌入与关系嵌入三种形态。

帮扶工作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转化为现实行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驻村干部本身的角色身份决定了其必须嵌入村庄生活中。在嵌入的前期阶段，情感性因素尚未有效建立，所以嵌入之初驻村干部所拥有的权威主要来自自身的职位，这也是开展帮扶工作的基础。不仅如此，对于驻村干部而言，其角色身份要求完成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进行调研走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驻村干部在帮扶之初，需要通过调查摸清村庄贫困情况与基本数据，分析致贫原因。二是开展政策宣讲。在帮扶过程中，驻村干部需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家中，以举例子、算细账、拉家常的方式，多形式、面对面、近距离向贫困群众开展脱贫攻坚政策宣讲，借此增进贫困群众对脱贫攻坚的了解与信心。三是助力村庄发展。驻村干部是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嵌入到当地村庄，但又不等同于一名“当地群众”。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主要从中央、省、市、县机关中的优秀干部，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的优秀人才选派而来，他们不仅带有丰富的项目、资金、人才等资源，而且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使得更多的外在资源也随之嵌入到村庄中。驻村干部一旦嵌入村庄，就会成为政府、社会资源与村庄之间的结点，肩负着带动村庄经济发展的责任。即便到乡村振兴阶段，驻村干部仍需履行强村富民的职责，积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增收致富。38 因此，虽然驻村干部是“空降”到村庄的外部力量，但由于其特殊身份与独特作用，村民会从内心认同他们的身份，并对其工作给予必要的配合。尤其是，驻村干部这个“官方角色”的特殊身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乡村熟人社会的桎梏，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公平公正公开，因而会受到村民更多的认同与信任。这一点，正如访谈时一名帮扶干部所言：“(当地村民)对我们这些驻村干部是比较放心的，觉得我们办事比较公平公正公开，不会搞特殊，还会关心他们日常的生活。”39

传统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关系的紧密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血缘、地域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为习惯。作为外部嵌入到基层社会中的帮扶力量，驻村干部对于村民来说始终是“外来客”,在村庄里的权威与行为有时候会受到质疑，这就需要他们打出感情牌，把刚性的角色化转变为柔性的身份，与当地村民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建立亲密的社会网络。为做到这些，各地会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情感融入方法。例如，有些地区会采用“五个一”工作法，即每一周到贫困户家访一次，与农户谈心一次，帮助打扫卫生一次，了解、分析或解决问题一个；也有地区开展“五同”活动，即干部与贫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谈心、同谋划”。这些制度规范有力地保障了驻村干部从情感上嵌入村庄内部，让他们以下三种方式融入包保户。

一是入户助扫卫生。包卫生是“门前三包”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驻村干部深入群众生活以调适干群关系的重要方式。深入农户家庭，以“日常化互动”的方式了解贫困户的生活情况和脱贫意向，物质扶持和精神扶助相结合，既美化了农户们的生活居住环境又密切了干群之间的关系，让贫困户感受到驻村干部的关怀。二是学习当地方言。语言是人们表达想法与愿望的最直接体现，领导干部越是在基层一线，就越需要摒弃官话、套话，多使用群众语言。40 多数村庄都拥有自己特有的方言，年轻一点的村民可以勉强听懂普通话，但与驻村干部日常打交道的多是年纪大的农户，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听不懂普通话，这就给从外地来的驻村干部带来了沟通交流障碍。基于此，访谈时有驻村干部表示，“当地的方言是潮汕话，刚去时听不懂，只能主动学习以拉近干群关系。”41 主动学习当地方言的方式有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语言类App等平台。最好通过“吃饭”“吃酒”的方式从简单学起，以便能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三是融入当地风俗。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交往方式。为达到这一点，驻村干部往往通过参加红白喜事、帮助村民办酒席等方式来融入当地风俗。访谈时，一名驻村干部表示，他所在的少数民族村庄最喜欢喝米酒，刚去时很不习惯，后来才发现这是融入当地风俗的好方式，正所谓“喝得差不多了，很多工作都迎刃而解，不喝酒，当地人会觉得看不起他们。”42 通过这些方式，驻村干部更好地赢得了村民的支持和信任。

格兰诺维特用四个要素来测量人与人之间连带的强度，分别为“认识时间的长短”“互动的频率”“亲密性”以及“互惠性服务的内容”,他认为较强的关系连带需要较长时间去培养，且互动越频繁，亲密性会越强。43 站在这个角度，无论是入户助扫卫生、学习方言，还是参加当地的红白喜事，都可以在积累相识时间的同时，提高彼此之间的互动频率，从而促进情感的嵌入，形成良好的干群关系，进而降低开展工作的交易成本、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与前两种嵌入方式相比，关系嵌入意味着交往程度的深化，这会在原有感情积攒的基础上演变成亲情化关系。如此一来，驻村干部的行动逻辑、行为特征及与群众之间的行为关联也更为深刻。其实，即便帮扶干部在帮扶中承担着引导者、指导者、监督者、协调者、服务者等多重角色，但也抵不上一个“当地人”的身份，这是乡土社会“熟人逻辑”的关系导向。因此，如何转换关系融入当地社会网络便又是一门驻村艺术。实践中，这种艺术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政策上的关系结构化。某些地区会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结对认亲”方式，即扶贫干部与贫困户结成“亲戚”,并且把扶贫干部入户走访贫困户的过程称为“走亲戚”。如此，驻村干部可以用“类亲人”关系嵌入贫困户生活中，以“亲情化”的相处模式来更好地了解贫困户的基本生活情况与困难状况，便于更加精准有效地开展帮扶行动。后来，这种方式在乡村振兴期间得到了优化升华。例如，广东省在推进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中采用“组团式结对帮扶”模式，深入开展“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力量”组团结对帮扶，成为《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方案》中的一大亮点。二是时间上的角色化融入。即贫困户与驻村干部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与日常化互动，发自内心产生一种角色认同，这种角色没有“认亲仪式”的加成，却有真实情感的加固。“我对农村工作和农村人非常的熟悉，总是有种很亲的亲切感，农村的群众告诉我，他们一见到我就像见到自己家里人一样”44,一名在农村开展了十年扶贫工作的驻村干部如是说。这表明，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驻村干部与贫困群众之间的情感也在不断加深，甚至实现情感的跨越，最终产生“亲情化”的效果。

动员式治理重点在于促进村民积极参与帮扶工作，嵌入式交往则强调驻村干部融入村庄生活，以便进一步增强村民对帮扶工作的支持，这两种手段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通过动员式治理和嵌入式交往，干群关系更为紧密，但也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难题。

一是帮扶“过多”引发“责任异化”。现实中，部分贫困户对驻村干部存在怀疑态度，认为只是“挂挂名义”“做做样子”“走走形式”,一如访谈时江西省赣州市H村驻村干部所说：“我刚去的时候，有人说‘你们都是骗人的，说什么扶贫、扶贫，你们扶了什么’”45。由于部分贫困户心存怀疑，对帮扶工作不认同、不支持、不配合，因而为拉近关系，帮扶干部往往会采取超常规的方式大包大揽贫困户家的所有工作，以致出现贫困户质疑帮扶干部“你经常来给我扫地，可是我家的保姆?”46 的情况。由此带来的危害是，不仅会让贫困户产生“福利依赖”,还会让扶贫责任主体错位、内容过泛、担当过度，加重驻村干部的工作负担，引发扶贫责任异化47。

二是分配“不均”凸显“相对剥夺”。帮扶是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达到相对意义上的公平。因此，近年来，国家和社会对脱贫攻坚事业投注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各种优惠政策也应运而来，这也导致了一些现象，如贫困村“吃好了”非贫困村却“吃不着”,贫困户“免费住”非贫困户却“欠债住”48。政策待遇相差大，容易滋生社会不公感和相对剥夺感49,在结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梁子”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村民对驻村干部的冷漠与抵触心理，加剧对驻村干部的信任危机，加大乡村振兴阶段驻村干部的工作难度。

三是嵌入“过度”导致“决策偏差”。基层官僚对于公众利益具有一般而广泛的义务，会站在人民的立场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回应，这会让民众产生一种期盼，即基层官僚能够对当事人采取一种较为友善或有利的做法50。按此逻辑，驻村干部“过度”嵌入村庄后的危害是：贫困户会对其产生过度信任，将家里的大小事务委托给驻村干部；驻村干部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对贫困户需求做出非理性承诺，进而产生认知偏差，不利于驻村干部做出正确的决策和判断51。

与脱贫攻坚不同，乡村振兴是乡村的普惠型政策，解决的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与乡村社会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要求各种力量高度配合、形成合力。作为近年来党和政府治理农村的重要制度，驻村干部帮扶机制对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强化“三农”工作、密切干群关系、加强基层党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乡村振兴阶段，驻村干部依然可以在政策落实、资源链接、力量整合、调动农民积极性方面不断发挥作用，因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强化。

一是强化对驻村工作的认识。乡村振兴背景下一、二、三产业要融合发展，要提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乡村产业发展层次、乡村党建治理水平，单靠村级组织和村民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驻村干部因熟悉政策、背靠政府、服从组织、肩负使命，因而在乡村振兴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与社会基础上拥有明显优势。因此，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驻村工作，为驻村干部提供更多更好的经济保障、生活保障与安全保障。同时，驻村干部也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与帮扶意识，克服畏难情绪，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全身心投入乡村振兴。只有政府、社会、农户与驻村干部形成推拉合力，才能真正助推乡村振兴。

二是完善驻村帮扶机制。加强驻村考核机制，突出面向农民需求与乡村需要的考核体系。优化监管机制，在参照过去、统一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划分属地考核与单位考核的权重，确保驻村干部既能兼顾长远工作又能完成任期目标，既能突出阶段性任务又能把握整体进度。对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控因素导致的帮扶失误，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让帮扶干部无后顾之忧，放开手脚干事业。健全晋升机制，将驻村业绩与提拔晋升结合起来，把到乡村的锻炼与培养干部结合起来，把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与干部重用结合起来，构建驻村工作长效机制。强化工作机制，避免碎片化、区域性、低效化管理，统一驻村补贴与驻村福利标准，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移。重视培训机制，把驻村干部培训成发展产业、搞活经济、依法行政的发展型干部、政策型干部与组织型干部，充分将其专业优势、工作特长与乡村需求结合起来。着力激励机制，大力选拔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善于作为的驻村干部，实行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关爱驻村干部的工作与生活，解决驻村干部的后顾之忧，重视对驻村干部的后续管理与身心关注，提高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凝聚力与战斗力52。

三是创新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体系。不可否认，“十三五”时期的驻村帮扶工作极大地推动了脱贫攻坚的胜利，这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虽然国家层面还是要求向重点村派驻村干部，如提出“对脱贫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社区),继续选派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将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脱贫村作为重点，加大选派力度”,但广东省创新性开展的“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机制”,还是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未来的“十四五”时期，我国的农村帮扶机制有从“驻村帮扶”转变为“驻镇帮扶”的趋势，帮扶重点也有由“村”向“乡镇”转变的可能。“驻镇帮镇扶村”是广东省在深入调研、广泛论证的基础上而开展的创造性帮扶工作。其目的是传承定点帮扶、对口帮扶和社会帮扶的经验与做法，完善结对帮扶关系，将教育、医疗领域的“一对一”组团帮扶推广到整个帮扶领域，采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科技特派员、‘三支一扶’人员、志愿者、金融助理”模式组团结对帮扶，整合强化帮扶力量；突出全域全覆盖帮扶，健全帮扶机制，强调帮镇扶村带户，开展“驻镇帮扶、分类分级帮扶、组团帮扶”三类帮扶；在“分级分类帮扶”中，又将帮扶对象分为重点帮扶镇、巩固提升镇与先行示范镇三类。这一思路突出工作队驻镇，将帮扶对象提升一级，可以更好地加强城乡统筹，发挥乡镇上下联动的纽带作用，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值得在全国推广。在推广的过程中，面对工作对象、工作范围、工作内容的变化，要注意以下问题：首先要做好“驻镇帮镇扶村”与“向贫困地区重点乡村派驻村干部”的无缝衔接，实行分级分类派驻与管理，努力践行“选得优、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的干部选派新要求；其次要进一步厘清驻村干部的工作职责，让他们更多着眼于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加强党组建设等相对宏观的事务，缓解嵌入过度问题；最后由于乡村振兴的驻村工作量大、涉及面广、内容多，驻村干部要注意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联系派出单位、上级部门与社会组织，最大限度汇聚力量，补齐短板与弱项。

作者简介：谢治菊，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卢荷英，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认知科学与贫困治理研究”(21FSHB001)

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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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