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家庭，他七岁进入私塾读书，十三岁转往县里的师范学校进修，十六岁以优异的成绩顺利结业，随后返回老家，在一个乡村小学担任国文教员。不久之后，父母托人为他寻了一桩亲事，女方姓陈，是大户人家的二小姐，读过书、会识字，而且也懂得操持家务，照顾家小，堪称秀外慧中。

但康生是个“新青年”，他向往自由的爱情，对于包办婚姻极其厌恶、反感，为了推脱这桩婚姻，他狠下心来和父母对抗，一再找借口拒绝迎亲。然而父母根本不吃康生这一套，不断利用孝道打压他，他最终不得不选择屈服，被迫和陈小姐结婚。1916年，陈小姐怀孕产下一子，取名张子石（康生原名张宗可）。

康生对这个孩子既不怜爱、也不讨厌，始终抱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1925年康生南下上海参加革命，自此与家人失去联系，陈小姐只得独自抚养张子石，含辛茹苦将他一点一点拉扯大。直至抗战爆发后，康生这才与家人恢复联系，他每隔一段时间便会给陈小姐写一封信，顺道问候一下张子石。

而张子石在得知父亲是革命志士后，不禁也对红色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主动翻阅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1941年，他报名参加共青团，自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共党组织对张子石这个“红二代”很是关照，不仅安排他到军政学校进修，而且还定期对他进行思想疏导，进一步强化他的使命感和理想主义情怀。至解放战争时，张子石已然成为地方党委的骨干成员，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建国后，张子石转往教育部门工作，历任某中学副校长、青岛教育局长等职务，动荡爆发后，张子石迅速与青岛市长王效禹一起，组织居心叵测者大搞阶级斗争，肆意批斗、迫害老同志，犯下了不少错误。1969年，他被调往浙江，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官至副省部级。

另外一边，康生也在中央胡作非为，他炮制伪证污蔑少奇同志、邓公是所谓的“右派头子”，最终导致刘、邓双双被革职，其中前者在1969年被强制“疏散”到河南，最终因为身患重病不幸离世；后者则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期间受尽了委屈和折磨。

而在1970年，康生为了帮助林彪谋取政治利益，居然在庐山会议上“大放厥词”，宣扬所谓的“天才论”，并且还要恢复已经被废除的国家主席一职。此举引发了毛主席的强烈不满，主席随后严厉批评了康生。康生眼看形势不对，马上转变态度和立场，又坚决的反对“天才论”，同时将所有责任和错误一股脑全部推卸到陈伯达的头上，把自己择得干干净净。此后，康生几乎不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谎称自己生了病，一直闭门不出，也拒绝会见客人。

1974年，康生因为长期抑郁、恐惧，患上了严重的肝病，身体状况由此急转直下，1975年，他突然病逝，走完了饱受争议的一生。张子石得知这个噩耗，不由得悲从中来，他连忙赶往北京替父亲办理后事，以表孝道，随后又马不停蹄的赶回杭州，秘密策划新的阴谋活动。1976年，江青派人秘密拉拢张子石，准备和党中央搞对抗，张子石欣然应允，并暗中成立所谓的第二武装，培植私人力量。

万幸的是，华国锋同志和叶帅及时出手粉碎了“四人帮”，终止这场荒唐的闹剧，让国家重新恢复和平与安宁。1977年，中组部派人逮捕了张子石，1979年，他被正式撤销公职，并交由政治监狱看押。张子石此时方才如梦初醒，他对自己当初的行为很是懊悔，于是便主动撰写了悔过书提交给党中央，以争取宽大处理。1982年，张子石恢复了自由，他随后返回山东老家定居，过着平淡、低调的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康生后来和陈小姐离了婚，又娶了曹轶欧为妻，此人在动荡时期也闹出了不少乱子，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动荡结束后，曹轶欧被解职，晚年她定居在西城区一座偏僻胡同中，与侄子、侄女共同生活。80年代中旬，曹轶欧甚至还给党中央写过一封申诉信，为自己“喊冤叫屈”，结果却并未收到任何回复，1989年，她因为心脏病去世，时年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