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的一所医院里，消瘦的蔡元培躺在病床上。昏暗的房间里，蔡元培的妻子握着他颤抖的手，试图听清微张的嘴巴吐露的话语。
此时的蔡元培连话都无法说出，只能张着嘴巴啊啊啊，嘴角的口水随着浑浊的眼泪一起流下，眼神早已失去光芒。他试图举起双手，在空气中抓些什么东西，青黑的血管从袖口露了出来，过了几秒钟，又无力地垂下去。蔡元培非常难受，饱含泪水的眼睛看向妻子，默默地点了点头，示意她靠近一点。“乱世之中多有事故，都是人们为了私利各自为营，必须坚持科学救国、美育救国啊！”等到妻子隐约分辨出他的呓（yì）语，蔡元培已经陷入了昏迷，再也没能醒过来。对于蔡元培的死，毛泽东悲痛万分，连忙发来唁（yàn）电，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受到蔡元培早期教诲的周恩来更是十分赞许，他把蔡元培视为民族革命的先锋人物，从反抗颓靡腐朽的清朝，到后来为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的抗日战争，蔡元培致力于挽救民族之狂澜，而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又加入到人权同盟中，为民主自由而战。在重庆，就连蒋介石也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甚至亲自主持公祭。
在死后获得如此优待的蔡元培，在生前更是有千万学子崇敬。那么，这样一位在教育界被称为泰斗的人物，怎么会成为暗杀团的团长呢？又怎会在65岁被女子掌掴，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也是中国近代学术与教育的奠基者，更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界的地位无人可撼动。他曾是北大最牛校长，在执教期间，提出许多著名的教育理论，并将其运用在北大的革新过程中，开学术和自由的风气，把北大从官僚政治家把玩的工具变成了教育的圣洁之地。世界著名教育家杜威曾经比较过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其中不乏集聚世界名校的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学校校长，在这些校长中，杜威对蔡元培有着一种别样的崇敬之情。他认为，那些校长虽然在学科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但是，能成为担当起民族和时代重任的校长，除了蔡元培，世界上再难找出第二人。蔡元培身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圣贤的修养，又具备了西欧自由博爱的理性，傅斯年甚至将蔡元培奉为两种伟大文化的代表人，并扼腕道：“能拥有其中一种文化已经是极为困难的事了，蔡先生却两者兼具，自从先生逝世后，下一个这样的人不知道要等到何年才出现，这两种文化在中国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了。”
由此可见，蔡元培不仅代表了北大这个学校，更是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熔铸中西文化自成一体。这种种溢美之辞，足以看见蔡元培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范仲淹曾撰文一篇赞颂严光的不图名利的高尚品德，他在《严先生祠堂记》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句话放在蔡元培身上同样适用。蔡元培的做人之道，始终秉持着忠恕两个字，深深地吸收了孔孟之教中关于文人修身养性的内容。他做人忠诚如一，不轻易苟同被权势所误导的观点，为人宽厚大方，能够包容别人的小缺点，但不犯原则上的错误。鲁迅的密友许寿裳曾为蔡元培赋诗四首，其中一首便是写于蔡元培长眠于香江后，他将蔡元培与兼爱天下的墨子比肩，在他心目中，蔡元培就是手援天下的大英雄。1868年1月11日，在浙江绍兴山阴县的一户富贵人家里，蔡元培出生了。蔡元培的家族往上三代都是有名的富商，然而在当时，商人却并不是出彩的职业，从商之人都被认为是重利轻义的小人，纵使家中万贯缠身，走出门也会饱受为官者的冷眼，他的父亲蔡光普也不例外，直到蔡元培的诞生才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尴尬局面。蔡元培自幼便喜好读书，年满4岁便进入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别的小孩整日调皮捣蛋，蔡元培的安静和好学显得格外珍贵，蔡光普看了自然高兴，想着以后儿子能靠考科举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虽然年纪小，但是蔡元培的学习能力比同龄人高了一大截，老师说什么，他很快就能领悟到，可爱机灵的蔡元培也得到了老师的宠爱。
与寒门子弟不同，蔡元培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器重和教师的教诲让他每日无忧地学习着，他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可惜好景不长，在他11岁的时候，父亲蔡光普因病早逝，从此家境也就没落了。好在蔡元培的家族庞大，在亲戚的资助下，蔡元培能够继续读书。年幼丧父的他，时常感到孤独，寄人篱下也让他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希冀有一天实现父亲的夙愿。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和少时积累的文学知识，蔡元培在17岁的时候便考取了秀才，年纪轻轻的他，揽收了别人寒窗苦读十几年都没有获得的学位，但他没有就此止步。蔡元培区别于平常人的独特之处很早就显现出来了，早些时候，他写过许多针砭时弊的文章，在一群只学八股文，而不懂得紧跟社会发展创新的人里 ，他显得格外突出。次年，蔡元培回到家乡设馆教书，成为塾师的两年里，他沉迷于宋儒里圣贤的高尚品德，谦谦君子的仁义礼智和孝道让他备受感动，也就是在这时候，一颗献身教育的种子悄悄萌发。他在任教期间始终饱读圣贤书，后来的几年里，陆续中了举人、成为贡士。25岁那年，他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文人迈入翰林院无异于一只脚踏进了官场的大门，只要完成朝廷简单的文书工作便能轻轻松松地升官发财，以后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作为知书达理的文人们，却对苦不堪言的民生置之不理。这是蔡元培没有想到的，深受宋儒理学影响的他，在此之前，一心只想考取功名，然后尽心尽责为当地百姓谋幸福。进入朝廷之后，才发现现实与理想相差甚大。与此同时，清政府的诸多弊病暴露在蔡元培眼前，清政府就像一个无底洞，左手强行搜刮民膏，用来积累个人的财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右手伸向国外，把百姓手里的粮食白白送给列强。那些自称廉洁清官的人，毫无底线地压榨老百姓，官场里弥漫着贪污受贿的铜臭味。这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清政府，蔡元培再也看不下去了。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国家面临丧失主权的威胁，清政府的不作为，让蔡元培的爱国心凉透了。好在中国各地的爱国志士在危急关头站了出来，尤其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热血青年，迫切希望朝廷能够通过改良重振国风。然而，清政府反倒将这群人视为敌人，下了死命令追杀他们，戊戌变法只留下一滩鲜血。戊戌五君子的壮烈牺牲让蔡元培意识到，爱国可以，但是爱错政府不幸，这样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会祸国殃民。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蔡元培曾极力上书，要求朝廷联合其他国家抵御日本，可是土地已经割出去了，一介书生的他再也没有回天之力。于是蔡元培放弃了一帆风顺的官场生涯，加入到反清朝帝制的革命队伍中。
蔡元培自此南下从事教育活动，他心里有个念头，只有培养出优秀的爱国人才，才能革新政治，让祖国繁荣昌盛。他甚至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为了弄清别国崛起的原因，他迷上了西学，广泛阅读各种西方书籍，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科技文化。他先是回绍兴，担任了中西学堂的监督，在此期间极力提倡新学，后又奔赴上海，在那里办起了中小学，结合中西方文化开展教育实验。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教育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教育理念的狭隘。他提出要以开放的态度教育中国的青年，不论男性、女性，都要学习新知识，这样才能开发民智，增进国家观念。继而，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得以建立，这也成了蔡元培后期宣传革命的基地。那时，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学有所成，顺利回国，从而让蔡元培也萌生了出国游学，借鉴国外教育经验的想法。在教书期间，他自学成材，熟悉掌握了多门语言，后来更是成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就连清末狂妄自负的辜鸿铭对他的学术水平也赞赏不已。要知道，辜鸿铭本身就是精通九门语言，很早便获得众多学科博士学位的文坛巨匠，他称自己生于东洋，游学西洋，可见多样文化的融会贯通，于他而言是不在话下的。况且，辜鸿铭的孤傲是北大全校皆知的，多少有识之士、文人雅客都不入他眼，唯独蔡元培，他却佩服至极，甚至对外界称当下的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他自己，另一个便是蔡元培。
这个“好”字包含着好几重含义。在辜鸿铭眼里，这第一大好就是蔡元培的爱国之心，虽然相比在外头拿着枪杆子的革命者，蔡元培貌似缺乏了一丝刚硬，但是埋藏在他心里的救国情怀早已溢了出来，他认为救治中国的根本是教育先行，于是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这第二好便是蔡元培的宽宏大量、礼贤下士，作为一个文人，他有崇高的情操，不论是对学生还是老师，他从未摆过架子，甚至还谦卑鞠躬，对成天和他作对的辜鸿铭，他总是惜才如命、不计前嫌。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友兰也将他奉为最敬仰的人，他把蔡元培称为中国近代的最大教育家。梁漱溟也曾夸蔡元培天性自然、海纳百川，做人没有半点儿不真诚，与那些虚伪的假君子相比，蔡元培才是真正有度量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饱读圣贤书的文人骚客，一个被后世称为大教育家的人，想要教育救国也并非如履平地，在此之前，也曾走上恐怖的暗杀道路，想要轰轰烈烈炸弹救国。1904年，一批留学生也听闻了中国民不聊生的现状，他们愤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于是秘密携带炸药匆匆回国。这群留学生以杨笃生为首，在爱国女校的木楼里秘密成立了暗杀团，想要去北京刺杀当时掌权的慈禧。
早在很久以前，蔡元培就与他们的组织有所联系，再加上何海樵邀请他加入推翻清政府的队伍，蔡元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加入后，组织内部又陆续发展了很多成员，于是“暗杀团”改名为“爱国协社”，他们聚集在一起宣誓，学着梁山起义的样子歃血为盟，最后蔡元培被推举为公开领导者。作为头领的蔡元培制定了一系列方案，他首先提出要配备容易携带，还能不被发现的武器，最好是神不知鬼不觉。于是他亲自动手研制了一款化学毒药，紧接着又带着研制小组自制炸药。研制武器的过程并不顺畅，材料昂贵、不确定性太大，蔡元培十分无奈，他扼腕叹息：“一生难进易退。”再加上刺杀的时机一直都不成熟，埋伏在北京五个月，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暗杀计划最后也不了了之。虽然暗杀失败了，但蔡元培却带动了中国的科技教育，他在研制炸药期间，在爱国女校讲授化学课，这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实用技术。世人只知蔡元培亲切可人，却少有人知道他如此热血方刚的一面，这种以身试险的气魄和胆量不是一般人都有的，那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述仿佛就在耳中回荡。可就是这样为国视死如归，为教育奉献终身的蔡元培，在晚年的时候，也有过被人扇耳光的遭遇，而那个人偏偏还是女中豪杰薛迅！薛迅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说起薛迅，她的人生跌宕起伏。1910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她的家庭并不富裕，打小她就明白底层人民被压榨的痛苦，想着有一天能献身革命改变现状。身为河南人的薛迅性格刚烈，多年的独立生活也让她养成了果断、决绝的性格。17岁，她考入了国立女子大学，并开始学习化学专业，因为没有钱交学费又被停课，后来又进入北平大学，一边赚钱，一边学习。她始终关注中国的形势走向，她曾参加社会科学者联盟和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如饥似渴地研究《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在接触到革命新兴力量后，她坚决加入了共青团，在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一番努力后，她成为了我党党员。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盘踞（jù）在中国东北部，他们炸毁了南满铁路路轨，还赤裸裸地栽赃嫁祸给中国军队，以此点燃战争导火索，他们开始借助正当防卫的名义攻打沈阳。敌军猛烈进攻，国土即将沦陷，日本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路人皆知，然而军队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却不愿意与之抵抗，白白浪费了战略优势，哪怕日本闯进沈阳城里，国民政府始终采取“不抵抗政策”。国将不国，山河被炮弹炸得滚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内的爱国人士也义愤填膺，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尤其是书生意气的爱国青年学生，他们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谁知竟是石沉大海，于是这些学生纷纷集结起来，想要去南京讨个说法，从北京、山东等地跨越千里赶往南京的国民政府，这场运动声势浩大，也被称为“南下运动”。
这群爱国青年没有任何装备，也没有强大的后台支撑，凭着一腔热血，他们自制横幅到街上游行。又因为地域文化等因素导致的种种差异，这群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态度温和，表示愿意和国民政府商议，另一派则十分激进，政府不出兵他们誓不罢休。激进的示威团在门口闹得沸沸扬扬，嘴里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大声，国民政府自然十分不待见，直接拒绝了和他们对话，外交部也不给予任何反应，示威团只好跑到国民政府领导开会的地方。当时，只有北大校长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和示威团交手，而团里副总指挥正是薛迅。示威团简短地开了个小会后，决定派出拥有出色口才和高超演讲能力的薛迅，虽然她年纪轻轻，只有二十岁，但是性格泼辣、干练豪爽，颇有大将风范。薛迅就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高声质问，句句发言都直指面前二人，陈铭枢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有蔡元培打着圆场。可是面对这么一大群学生，作为曾经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心里十分难过，尤其是人多势众的学生已经开始想用手中的木棍打人了。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65岁了，他佝偻（gōu lóu）着背，用沙哑的声音冲着人群喊，他想叫学生不要冲动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话，他想让学生先回去好好上课，话还没说话，薛迅的巴掌就飞了过来。这一巴掌十分响亮，年迈的蔡元培怎能承受住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的掌掴，他被打得摇摇晃晃，人都要站不住了。现场瞬间乱成一团， 场面十分混乱，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学生互相推搡，瘦弱的蔡元培被学生架起，当作人肉护盾。尽管学生人群十分庞大，这场动乱最终被警察压制了下来，警察把带头攻击的薛迅抓进监狱，这是她第一次被捕入狱。眼见着国民政府不肯释放被抓的爱国青年，被打的蔡元培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马上向他们求情，要求释放示威团。蔡元培后来谈起这件事，心里除了愧疚和自责，没有表现出一点怨恨、愤怒的样子，他只怪自己这一辈的教育事业没有做好，导致当日在场学生如此粗暴。他并不是不赞同学生的意见，只是于他而言，学生作为国家未来之栋梁，和国家同样重要。这些心声，当时的示威团却没能听到。
薛迅出狱后回到了北京，在各地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了妇女部长等各种职位。次年，她接到命令辗转至上海，负责传递情报并联系中共江苏省委。不料，叛徒出卖了她，薛迅再度入狱，这次再也没有别人说情了。反动派为了获取党内机密，不惜一切手段折磨薛迅，又是坐老虎凳，又是灌辣椒水，几乎所有的刑罚都给她来了一遍。薛迅瘦小的身板被打得皮开肉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决不泄露党的任何信息。四年后，在党的营救下，薛迅出狱了，尽管薛迅在狱中为维护党受尽折磨，但她始终站在共产党这边为人民谋幸福。建国初期，薛迅担任过许多重要职位，但生活艰苦朴素，就连逝世的时候，身边都没有一件考究的衣服，她为了让河北省建设得更好更快，常年累月地工作，后来还被毛泽东夸赞为“女中豪杰”。高山经过风雨的侵蚀，终有一天会挪为平地，没有看见历史的全貌，任何片面的评论都是对它的不尊重，国家兴衰从来不是掌握在个人手里，然而当个人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就能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当我们用历史的视野去窥探百万年的天地时，足以见斗转星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