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民国时期的妻子叫粟燕萍，小名雪雪，湖南长沙人。

当年沈醉在临澧军统特训班任行动术教官时，粟燕萍从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安分校转至这个特训班当学生，年方十八，艳若桃花。

有一次，沈醉顺路送粟燕萍回家探视病父，粟父误认为是未来女婿登门，从而结下了一段令沈醉刻骨铭心的姻缘。

乱世离别，沈醉异常怀念妻子，以致在功德林每天必写的全部日记中，每隔三日必有一个“雪”字······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宣布犯人可以自由通信的当天，沈醉便给旧友唐生明写信打听粟燕萍的下落。唐生明回信说：“香港见过一面，未留地址，再无联系。”

唐生明的回信虽然令沈醉失望，但同时又给他带来了深切的希望，那只言片语至少说明妻子的处境安全，别来无恙，与他相见之日，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1960年11月28日，沈醉获得特赦。

第二天，他便给唐生明拍去电报，然后满怀期待地乘车南下，直奔广州，准备迎候爱妻雪雪的归来。

然而，在罗湖桥上，沈醉却始终没有看见爱妻的身影，甚至没有收到唐生明的回信。

广州之行，沈醉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他不知道香港那边发生了什么连朋友也不肯告知的事情。

亲爱的雪雪，到底怎么了？

想到唐生明也许有什么无法言说的变故，沈醉随后又找到在香港的另一位旧友丁中江。沈醉知道，老丁在那边创办的刊物《新闻天地》仍在发行。

给老丁写去一封恳请帮忙寻找爱妻雪雪的急信后，沈醉完全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竟然接到了雪雪的来信。

在《我这三十年》里，沈醉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当我看到雪雪那潇洒熟悉的笔迹时，几乎激动得全身发抖。特别是看到雪雪和孩子们的照片，我即当着送信给我的传达室员工流出了眼泪。”

思绪的那一端，雪雪的激动也不亚于沈醉。

因为早在十年前，国民党的报纸就报道说，沈醉已经在昆明被共产党处决了。得知沈醉获释，她的消息来源是香港《大公报》，正当她想打听沈醉地址时，旧友老丁适时地出现，并给了她地址。

雪雪在回信中告诉沈醉，母亲罗裙已于1953年在台湾故去，大女儿和小女儿于1952年离开香港，到大陆寻父，大女儿沈小燕后来因病夭折，小女儿沈美娟现在就读长沙七中。

得知母亲和大女儿已经故去，小女儿飘零在外，雪雪独在香港，沈醉悲喜交加，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等到第二天天亮，沈醉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雪雪的回信为什么没有写明她现在的地址？

大概是太激动，疏忽了。

想到这里，沈醉立即给小女儿沈美娟写信，询问她妈妈更详尽的情况。同日，沈醉还给已在长沙的第二批特赦人员夏建勤去信，让他替自己去看看孩子。

谁知道，小女儿的回信没来，老夏的信已经到了。

老夏在信中说，他已经去看了孩子，孩子很好，有可能孩子的妈妈已经靠不住了······

这消息真是晴天霹雳！

读完老夏的信，沈醉几乎支持不住。

不！

我不相信！

雪雪在上次来信中没有什么问题，其中一定有误会，等到她下次来信，一切都会好的！

在实为自欺的期待中，沈醉终于等来了雪雪的第二封来信。

这一次，雪雪没有躲闪，她将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了沈醉。

雪雪说，当年，她领着一家老小来到香港后，很快就收到国民党关于把沈醉的名字列入“忠烈祠”的荣誉证书。这个证书不能当饭吃，迫于生计，她后来开始学做生意，可是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结果不到一年她的投资就血本无归。

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万般无奈下，她改嫁给了流落到香港的原国民党某部的一个团长。谁知后来毛人凤以她改嫁为名，亦即以保护“忠烈”后代为名，强行将她在香港的四个孩子接往台湾，并不准她去台湾探望。

漂泊天涯历坎坷，伤心惨病泪成河。

现在，她与新夫已生有一子。

爱妻别抱。

沈醉五内俱焚，心上像是被人插了尖刀。

痛苦了许多时，思虑了很多时，沈醉最后给雪雪回了一封信，里面不敢有一字半句伤害她的话，但信写好后，他又反复看了几遍，最后才把这样几行字寄了出去：“虽然万箭穿心，但是我无权责怪你，更不愿你有任何自责与内疚，因为造成悲剧的原因不是我也不是你，是我们无法抗拒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