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是清代地位最高的疆臣之一，掌管着全国三分之一的财赋收入和最发达的经济文化区域。然而，在其辖区内，却有诸多方面无法染指。漕运、河道、教育、盐政、八旗驻军、织造等事务，都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江督无权过问。这位看似位高权重的总督，实际上面临着诸多掣肘和尴尬。那么，究竟是哪些方面让这位一省之尊也无可奈何呢？
一、两江地位特殊，总督权力受限
清代，中国疆域辽阔，广袤的版图之中，两江地区可谓独占鳌头，地位非凡。两江总督统辖之下，竟有三个省之多——江苏、安徽、江西，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
为何朝廷要将如此重要的三省合而为一，交由江督一人统领？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这三省地理位置相邻，文化相近，民俗相仿，统而治之更为便利；二是这三省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辈出，加强管控势在必行。
两江在清代的政治版图中，堪称举足轻重。据统计，仅仅两江三省一地，其财政收入就占到了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之多。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总督垂涎欲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掌控了两江，谁就掌控了大清国的钱袋子。
然而，这块肥肉虽然诱人，但吃起来却也十分费力。两江作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往来商贾如织，事务之繁杂，非其它省区可比。加之这里士绅势力强大，文人众多，民风刚烈不易驾驭。地方行政涉及方方面面，总督一人不可能面面俱到。
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控，清廷可谓煞费苦心，在两江地区设置了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除了两江总督这个一把手之外，还有三个巡抚分别负责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具体事务。此外，还有负责漕运的漕运总督，主管河务的河道总督，专司科举的提督学政，主管盐课的盐运使，以及负责盯防汉官的八旗驻防将军等。如此一来，权力被层层分割，制衡有余而统筹不足，各自为政而缺乏协调。
表面上看，两江总督依然是一方诸侯，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已经被层层削弱，诸多职能已经名存实亡。在自己的辖区内，竟有如此多的机构和官员不听他号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俗话说，树大招风，月满则亏。两江总督的处境就正如这古语所言，外表光鲜亮丽，内里却时时刻刻面临掣肘的危险。
两江总督虽位高权重，但实则左支右绌，进退维谷。这种尴尬的处境，恰恰反映了清代官僚体制的僵化与矛盾。一方面，朝廷希望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节外生枝；另一方面，地方事务日益繁杂，总督一人不可能全面调度。种种掣肘与制衡的背后，体现的正是君臣猜忌，互不信任的政治生态。
二、漕运与河道事务，总督无权过问
在两江总督诸多被架空的权力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漕运和河道事务。这两项关乎民生的重大工作，竟然都不在总督的职权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所谓漕运，是指将各地征收的粮食通过水路运送至京师的制度。明清时期，南方各省例将夏税征收的粮食通过漕运北上，作为京师贵胄和八旗兵丁的口粮。而两江地区，尤其是江南一带，向来是鱼米之乡，漕粮的征收和运输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本来，这样的民生大事理应由当地最高长官总督来统筹安排。但在清代，朝廷却专门设置了漕运总督一职，由他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两江总督节制。漕运总督官衔很高，最初与两江总督平起平坐，后来虽然品级有所下降，但依然不在江督之下。漕运总督带领一班属官，负责漕粮的征收、转运和管理，这其中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调配，往往需要地方官员配合。但这些官员却听命于漕运总督，完全不将总督放在眼里。总督对于辖区内的漕运大计，竟然鞭长莫及，无从置喙，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与漕运一样让总督头疼的，还有河道治理。两江地区河网密布，水患频仍，治理河务历来都是地方政府的重中之重。但在清代，朝廷却设置了专门的河道总督来负责这项工作。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一样，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地方官员的节制。尤其在雍正年间，朝廷对河务系统进行了整顿，将全国分为南河、北河、东河三个部分，分别由三位总督负责管理。这下，就连名义上对河务尚有些许话语权的两江总督，也彻底沦为了旁观者。
诚然，河道治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相关的工程技术和管理经验。将其独立出来专门管理，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但问题在于，河道治理与地方事务密不可分，需要总督从上到下统筹协调。如今好不容易修建了一段堤防，各省却难以保证，甚至还时常发生推诿扯皮的事情。哪里出了问题，河道总督只管检查上报，地方官只顾装聋作哑，弄得总督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这种状况，实在有悖于高效治理的要求。
三、地方教育系统，学政由朝廷钦点
在传统儒家治国理念中，教化与政治向来是密不可分的。为官者不仅要治理好当下的政务，更要着眼于培养未来的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兴则国运兴，教育强则国运强。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地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
清代的地方行政体系中，教育和民政是泾渭分明的。相比于总督和巡抚这样的一般官员，主持一省教育事务的学政地位更加特殊。这些学政大都由朝廷钦点，既不隶属于总督，也不受巡抚节制，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政在一个省份中的地位仅次于巡抚，有时甚至可以和总督分庭抗礼。
之所以要将教育系统从总督的职权中独立出来，一方面是出于教育的特殊性。传道授业本就是一项神圣的事业，需要超脱于世俗的行政管理之外。学政大都是饱读诗书的进士出身，学识渊博，品行端方，又通晓教育之道，委以教育重任可谓众望所归。而让总督这样的高官大吏来管理教育，难免会让世俗的权力干扰到育人的圣地。
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朝廷对地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控制欲望。教育关乎意识形态，关乎青年一代的思想走向，历来都是统治者极为敏感的领域。尤其是科举制度下，地方学校往往是士子云集之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社会风气。因此，朝廷对学校教育可谓如临大敌，生怕老师传播异端邪说，学生接受非我族类的思想。
学政的设置，就是要确保教育始终在朝廷的掌控之下。学政由皇帝钦点，可以直接向朝廷汇报，对地方教育进行全面监督。他们不仅要审查教学内容，选拔师资，还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学政手中掌握着学生的成绩和仕途，因此对莘莘学子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总督大人虽位高权重，但在教育问题上却不得不对学政敬让三分。
与此同时，学政还被赋予了另一项特殊的使命，那就是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和监督。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读书人自然是各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因此，学政对学生的考察，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未来官员的选拔。道光年间，学政甚至被赋予了＂密查地方大员＂的特权，可见朝廷对这个角色寄予的厚望。
当然，学政再怎么权高位重，也掩盖不了清代教育系统的种种弊端。八股取士的模式越来越背离育人的初衷，科举也日渐沦为一场利益的角逐。许多学政也难逃尸位素餐、营私舞弊的恶习。但不可否认的是，学政在维系清廷统治、加强思想控制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督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本应对地方教育负起全面领导的责任。但偏偏在这件事上，他们竟也只能袖手旁观，甚至还要受制于学政的牵制。在教育与政治的博弈中，总督似乎总是难以占据主动。这不能不说是清代行政体系的一大悖论。
四、盐政与八旗驻军，总督鞭长莫及
在清代行政体系中，还有两个让两江总督颇为头疼的部门，那就是盐政和八旗驻军。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机构，却同样不受总督节制，在各自的领域内横行霸道，让总督很难施加影响。
我们先来说说盐政。众所周知，盐税在清代财政收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估算，康熙年间盐税收入约占国家总收入的14%，到了雍正年间更是高达27%。因此，朝廷对盐务管理极为重视，在各个产盐区都设立了专门的盐政机构，由盐运使统领。
这些盐运使大多由内务府九卿直接任命，而内务府掌管皇室财产，权力很大，地位极高。因此，盐运使虽然名义上只是区区七品官，但却是実打実的钦差大臣。他们对皇帝负责，完全不将地方大员放在眼里，就连总督也不能左右他们的决策。
两淮是天下最大的产盐区，其盐运使的权力就更加强大。他们常常干预地方事务，更有甚者还在盐区搞政商勾结，大发不义之财。但总督对此却往往无可奈何，因为他们的后台实在太过强大。除非皇帝点名要总督过问，否则谁也不敢轻易招惹盐运使。
直到道光年间，两淮盐政的腐败才到了不得不整顿的地步。朝廷这才下令，让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这才稍微遏制了盐运使的跋扈之风。然而，盐运使毕竟有内务府撑腰，总督也不敢太过放肆，盐政改革始终进展缓慢。
与盐运使相比，驻扎在两江的八旗将军就更加令总督头疼了。八旗本是清朝的统治基础，又是镇守边疆的重要力量。入关之后，为了镇压民变，防止汉人官员生异心，朝廷在各地都部署了八旗驻军。其中两江的兵力最为强大，光是江宁一地就驻扎了两个旗。
八旗将领由皇帝亲自任命，统兵权独立，不受总督节制。尤其在顺治、康熙年间，朝廷对八旗将领极为信任，常常授以监军的特权。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地方官员的一举一动，防止汉臣图谋不轨。因此，这些将军虽然名义上只是武官，但实际上的权力却远在总督之上。
面对如此強悍的驻军，两江总督只能敢怒不敢言。八旗将领常常假公济私，侵占民田，殴打百姓。但总督若是出面干预，往往会遭到将领的顶撞，甚至被告到皇帝面前＂以下犯上＂。因此，总督对八旗军队的管辖权可谓名存实亡，只能任凭将领们在地方上为所欲为。
直到雍正年间，朝廷才开始意识到八旗军权过大的弊端。尤其在平定三藩之乱后，皇权急剧膨胀，原本用于制衡汉官的八旗，反而成了制约皇权的隐患。因此，雍正开始削弱八旗军权，将更多的兵权交给以汉人为主的绿营。但八旗在两江的势力根深蒂固，其特权依然无法撼动。
八旗将领和盐运使，一个代表军权，一个代表财权。在清初，这两股力量本是皇权的支柱，用以防范地方势力坐大。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反而成了制约皇权的桎梏。两江总督虽然名义上统辖一方，但在这两股势力面前，却也只能望洋兴叹。
五、织造独立运作，不受总督节制
在清代的行政体系中，还有一个让两江总督颇为头疼的机构，那就是江南三织造。这三个看似与地方治理关系不大的部门，却在两江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权势之大，甚至一度超越总督。
所谓江南三织造，是指设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机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征购江南一带的丝绸，供应宫廷所需。因为江南素来是丝绸产业的重镇，汉代就已设立官营的织造机构。到了明清时期，织造署的规模更加庞大，编制也日益完善。
乍一看，织造署不过是朝廷的一个采购部门，地位应该不会太高。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织造大臣却有着远超其职务的权力。这主要缘于康熙年间，曹家染指织造，搞得权力膨胀。
康熙年间，两淮盐商曹家台头有个叫曹寅的，搭上了康熙帝的关系，得以世袭江宁织造。曹家借助织造的身份，在江南坐拥庞大的产业，编织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有了这层背景，曹寅就常常假公济私，为所欲为。他甚至拥有了一项非同寻常的特权，那就是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章。要知道在清代，臣子上奏都要经过层层把关，就连总督也不能直奏。但曹寅却凭借织造的身份，对皇帝直言进谏，搞得两江总督如芒刺在背。
曹家父子趁着皇帝宠信，在江南作威作福。总督大人虽位高权重，但对织造却也要敬让三分。曹寅甚至在奏章中对总督大加批评，逼得总督不得不低声下气来求和。可以说，康熙一朝的织造，其权力之大，已经超越了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
雍正继位后，对织造机构进行整顿，废除了他们的特权。但织造署作为皇家的产业，依然不受地方节制。乾隆年间设立＂江南织造曹家档案＂，专门记载曹家的罪状，这才慢慢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然而，即便是在织造特权被削弱后，他们依然是一股独立于地方之外的力量。因为织造署直属户部，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派出机构。总督对他们既无人事任免权，也无财务审计权，只能以一种默许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姿态与其共处。
织造署虽无实际的行政权力，但却掌握了巨额的财富。他们在丝绸产区拥有庞大的资产，编织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因此，织造署与地方官员的争斗，其实也折射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总督虽代表的是中央，但也不可能对织造署这样直隶京师的机构放任自流。然而，若是处理不当，触怒了织造大臣，也难免会殃及自身。
从曹寅到三织造，从盐商到丝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清朝特殊的政治生态下，一些看似与政治无关的经济部门，却常常因为与皇权的勾连而突然坐拥大权。而总督作为地方最高首脑，对这些部门却往往无可奈何。这种制衡与掣肘的背后，反映的正是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此消彼长的微妙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