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南方周末
今天，当我们回顾乙肝防控的漫漫长路时，1989年的那份技术转让协议仍熠熠生辉。它让我们看到，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不只是医学问题，更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一场医学的胜利，更是对守护全民健康的呼唤。
展望未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抗争中，“健康中国”的蓝图将愈加清晰，每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成为人类胜利的注脚。
文 | 严目
编辑 | 山风
那是一个乙肝筛查技术尚不普及的年代，许多人直到一次偶然的体检才得知自己携带病毒。喜悦正是其中之一。20岁的她即将大学毕业，满怀期待地迈向人生的新阶段。然而，一次实习前的例行体检让她的生活发生了巨变。当化验单递到她手中，“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冰冷诊断深深刺痛了她。她站在医院门口，感到前路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实习单位会接受我吗？”“其他公司会不会因此拒绝我？”这样的念头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更深的恐惧随之而来：未来的生活会怎样？社会的偏见，职场的歧视，甚至是伴侣的选择，都像一道道无形的壁垒横亘在她面前。“如果连自己都无法接纳，我该如何面对别人？”这是她当时的内心独白。
▲图/视觉中国
中国曾经是乙肝高流行国家之一，尤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乙肝的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1992年全国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率为9.75%，全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为1.2亿人[1]。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中国一度被冠以“乙肝大国”的帽子，乙肝更是成为一个隐秘却沉重的话题。它不仅是一种病毒感染，更是一道无形的社会枷锁。许多患者在疾病的困扰下挣扎，却难以获得科学治疗，也难以摆脱社会偏见的阴影。
然而，命运的转机，有时藏在时代变革的深处。1992年，卫生部将乙肝疫苗纳入儿童计划免疫[2]，为新一代的孩子们注入了医学的护盾；十年后，疫苗的普及更进一步，成为一项普惠政策，新生儿得以免费接种。这不仅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飞跃，更是社会责任的一次庄严承诺——喜悦的两个孩子，不再受到乙肝的困扰。而未来的孩子，也可以摆脱乙肝带来的歧视枷锁，自由地拥抱生活的希望。
改变悄然而至。而一切的起点，或许就藏在那一支跨越代际的疫苗里。
如何才能摘帽？乙肝肆虐的那些年我国于1990年代初确定将为儿童普种乙肝疫苗作为国家控制乙肝流行的主要策略。乙肝的传播途径包括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接触传播，在我国以母婴传播为主，占新发感染的40%-50%[3]。为了有效遏制乙肝的传播，预防措施如健康教育、阻断母婴传播和注射疫苗等被广泛推广，其中疫苗接种被国家明确为最重要的策略。1981年，血源乙肝疫苗获准上市[4]，这为我国的乙肝防控提供了第一道技术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原所长赵铠作为中国免疫学领域的权威，亲历了这场与乙肝的持久战。他回忆起20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困境：那时，乙肝疫苗虽然已经问世，但早期的血源疫苗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它的效果不够稳定，无法完全阻断母婴传播，阻断率大概在百分之八十几[5]。”赵铠院士说道，“其次，通过携带者（血液）里面的表面抗原提取出来做疫苗，要长期采取携带者的血浆，这些人的健康会受到影响，血源外送也存在一定的污染风险。”
医学的局限让乙肝患者处境艰难，而社会的偏见则成为他们不可承受之重。在一些用人单位，体检表上的“乙型肝炎”字样往往意味着拒绝的开始。喜悦最初应聘的两份工作分别是工厂的品管翻译和五星级涉外酒店的行政岗位，知道她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后，“他们明确告诉我，因为我有乙肝所以不能录取我。后来我尽可能地避开所有需要健康证的工作，只找到了一个销售岗位，但公司半年后换了新的人力资源管理，要我重新做入职体检并上交健康证。”喜悦既害怕又愤怒，“当时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失业了，又愤怒为什么大家都把乙肝携带者视为异类，不肯放过。”
事实上，让喜悦担心的不仅仅是她的工作，更有她另一半的看法和下一代的健康。“知道自己是携带者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了我当时的男朋友，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还不到两个月。”她觉得自己的坦白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他如果不能接受也非常正常，最多就是和平分手。”让喜悦意外的是，男友第一时间安慰了她，还对她做了不少科普，“他说国内其实有不少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身边也有朋友是携带者，所以他才这么了解。”
▲图/视觉中国
像喜悦这样不幸却又幸运的人，是少数。大众的误解和对下一代健康的担忧，让乙肝疫苗的技术改进迫在眉睫。
包括赵铠院士在内的一众学者向内求索的同时，也将目光放眼国际借鉴更好的解决办法。1986年，大洋彼岸传来了好消息——第一款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在美国获批上市[6]。“在当时工业化跟标准有限的情况下，我跟一些同道因为了解到默沙东生产的‘重组酵母乙肝疫苗’免疫效果很好，母婴传播阻断率可以达到95%[7]。所以提出建议希望卫生部能引进默沙东的乙肝疫苗生产技术，当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同意引进。”赵铠院士回忆道。
1989年9月，中国乙肝防控史上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握手，中国代表团与默沙东（MSD）在美国签订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合同》。赵铠院士作为代表成员之一，亲历了这一时刻。在他看来，这份合同不仅是一纸协议，更是一扇通向未来的窗。他还记得，时任默沙东全球总裁罗伊·瓦杰洛斯（Roy Vagelos）先生对乙肝疫苗技术转让很是支持，他在那次握手中告诉赵铠：“消除乙肝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疾病预防控制研究院院长梁晓峰也在一次访谈中分享了这一技术转让背后的故事。“实际上当时默沙东公司没有收取知识产权的费用，只是收取了两条生产线的设备费用，同时还将中国的技术人员请到美国现场进行培训。培训完以后将设备拆装运到中国，在中国装好设备之后，专门又派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技术人员实际操作，直到中国生产出完全合格的乙肝疫苗。”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宣言，凡人群乙肝表面抗原（HBsAg）携带率＞5%的国家或地区，应实施对全体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4]。为了更有效地推动乙肝疫苗的普及，中国也在政策层面积极响应。通过技术转让，我国成功掌握了乙肝疫苗的关键技术，使得疫苗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为后续的全民推广奠定了基础。
疫苗之光，照亮乙肝防控的漫漫长路为了改变乙肝患者的被动局面，中国医学界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从基础科普到政策推动，逐步完善乙肝的疾病认知与疫苗管理计划。尽管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突破，却让困境中的人们看到了前方的光亮。
1992年，我国将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在全国范围推广新生儿乙肝疫苗，实行自费接种。由于当时价格较高，接种工作主要是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地区开展，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仅为30％[8]，覆盖率始终无法令人满意。梁晓峰院长提到了当时的转机：“国际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中国政府统一拿出了经费[9]，为全国的儿童免费提供乙肝疫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2年。到2005年的时候，乙肝疫苗纳入国家的一类疫苗，新生儿全部免费接种，不但疫苗免费，接种费也是免费的[2]。所以我们国家的乙肝疫苗这个时候的接种率大幅度提高。”
政策的进步离不开对患者困境的深刻理解，也离不开公共卫生事业的持续完善。乙肝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回望那段艰难的岁月，乙肝的控制和防治史是中国公共卫生领域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其中有基层医务人员为疫苗科普与接种而奔走的身影，也有企业与组织国际合作中不计回报的付出。
先进疫苗技术的成功引进，迅速转化为防控乙肝的有效武器。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推行了针对新生儿的乙肝疫苗接种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成果显著。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检验学系主任崔富强对于这些数据记忆犹新，“2006年全国‘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当时我们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感染率已经降到了0.96%[10]。到了2014年我们再看全国做的调查，我们5岁以下儿童的乙肝病毒感染率水平只有0.32%[3]。”与1992年的9.67%[10]相比，百分之十到百分之零点三，数字已经足够激动人心。结合我国的人口基数，小小的一支疫苗改变的是数千万家庭的未来。
喜悦和男友结婚之后，他们特地找了有名的专家了解乙肝的情况。“专家和我说了很多乙肝方面的知识，让我受益无穷，也知道了只要小孩在出生后第一时间打阻断疫苗就好。我的两个孩子都没有感染，如今已经健康长大了。”
这场合作改变的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的乙肝防控格局，也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树立了典范。从技术转让到人员培训再到实地指导，每一步都承载着跨国协作的诚意与智慧。而中国通过这次合作，不仅收获了乙肝疫苗生产能力，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疫苗研发与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回顾乙肝防控的漫漫长路时，1989年的那份技术转让协议仍熠熠生辉。它让我们看到，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不只是医学问题，更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所追求的不仅是一场医学的胜利，更是对守护全民健康的呼唤。
薪火相传，新一代公卫防线的筑立在乙肝疫苗普及数十年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迎来了累累硕果。一代代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努力，铺就了健康中国之路，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第四代人因疫苗而免受疾病侵扰，他们的喜悦不仅属于家庭，也属于那些将乙肝从“第一病”降至低谷的无名英雄。随着乙肝疫苗接种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和治疗方案的持续优化，这些曾经笼罩在疾病阴影下的孩子，终于有机会健康成长，拥抱光明的未来。
▲图/视觉中国
乙肝疫苗的成功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座里程碑，但它绝非终点。近年来，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的引入成为公共卫生领域又一项重要突破。在每年1月的“宫颈癌知晓月”中，医学界不断发出呼吁，希望借助疫苗接种的力量尽快降低宫颈癌发病率。崔富强教授认为：“中国在乙肝疫苗接种中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迁移到HPV疫苗的推广上，帮助我们实现疾病预防从局部到全面的升级。”梁晓峰院长也表示：“目前，全球范围内HPV疫苗接种率都在显著提高，中国的努力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医务界、妇联和社会团体的共同推动，争取尽早消除宫颈癌对女性的威胁。”
从乙肝疫苗的成功推广，到当下对宫颈癌防控的全面布局，公共卫生体系的进步让更多曾经高发的疾病变得可防可控。在这场防控升级的战役中，疫苗不仅是防控传染病的利器，更是衡量公共卫生体系成熟度的标尺。无论是对患者、医生，还是国家，比治病更有意义的，是“治未病”。正如崔富强教授所说：“通过预防为主的策略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的公共卫生资源。疫苗接种是预防为主的策略里面最有成本效益比的一种策略。”
通过乙肝疫苗、HPV疫苗以及轮状病毒疫苗、流感疫苗等等的创新升级，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始终坚定不移地前行。这些疫苗不仅是科学的结晶，更是无数公卫人士的心血凝聚。站在传染病防控的最前沿，他们深入社区，带动百姓参与卫生防病，成为引领健康生活的灯塔。
从基层医生在接种点日复一日的坚守，到科研人员推动政策出台，他们构筑了公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崔富强教授进一步指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不仅需要技术升级，更需要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投入。只有培养更多优秀的公卫工作者，才能让这些先进的疫苗和防控技术真正落地。”
站在时代的风口，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正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回望35年前围绕乙肝疫苗的那场跨越国际的握手，再纵观我国传染病防控力量的持续提升，前行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对生命的尊重。这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里程碑，也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见证。展望未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抗争中，“健康中国”的蓝图将愈加清晰，每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成为人类胜利的注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喜悦为化名）
参考来源：
[1]《中国乙肝防控策略和工作进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01. https://www.chinacdc.cn/jkyj/crb2/yl/bdxgy/yxbdxgy/202409/t20240906_298550.html
[2]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2005.
[3]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年版)，中华传染病杂志, 2023,41(1) : 3-28. DOI: 10.3760/cma.j.cn311365-20230220-00050.
[4] 《乙肝疫苗的前世今生》，福州市疾控中心，
2018.https://www.fuzhou.gov.cn/zgfzzt/ylws/gjmygh/201809/t20180929_2625292.htm
[5] 陈惠峰,郭志宏,张友金,等.国产酵母重组乙型肝炎疫苗免疫效果及阻断母婴传播研究[J].中国计划免疫,2000,(04):214-216.
[6] 刘义思, 任姗, 郑素军, 等 . 乙型肝炎疫苗——从预防到治疗[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4, 40(5): 1021-1025.
[7] 董春明,刘君卿,陈海平,等.重组酵母乙型肝炎疫苗对乙肝母婴传播阻断效果观察[J].中国计划免疫,1996,(02):67-69.DOI:10.19914/j.cjvi.1996.02.007.
[8] 乙肝防控背景材料，疾病预防控制局，http://www.nhc.gov.cn/jkj/s3582/201402/036b7d2a661540c8a07e1f13f40098a5.shtml
[9] Evaluation of the Gavi-Government of China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programme, 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 2019.
[10]《我国控制乙肝成效显著》，疾病预防控制局，2013.07 http://www.nhc.gov.cn/jkj/s3582/201307/518216575e544109b2caca07fca3b4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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