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句老话从来是似乎尊重知识分子的，三国演义有一回讲的是“战猇亭先主得仇人，守江口书生拜大将”，讲的是陆逊从一介白面书生，成为节制千军的大都督，曾令人无限神往。

“学成文武艺，货以帝王家”，可谓不枉此生。 此外还有周瑜儒雅风流的，诸葛羽扇纶巾的，贾诩算无遗策的，莫不俱是一时风流。

但“书生误国”是说书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是说书生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然也是说书生的。因此说，大家看的起的往往是知识分子中的成功人士，对于那些口中似有千言，心中实无一策的书呆子，他们是不屑一顾的，往往将他们打入臭老九的行列。

书生往往成了成了历史决定论，英雄成败论的最好注脚。

以至于后来阿Q的粉墨登场，进一步将这种形象具体鲜活化了。能说出“读书人偷不能算偷，要说窃”，这样的话，阿Q也许没有小知识份子的文凭，却也有小知识分子的狡黠了。

众人调戏小尼姑，阿Q趁机揩油，且心安理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鲁迅先生固然是大家啊，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破鼓众人捶，妓女大家睡，哪一句不是响当当的民间智慧？

后来想考研期间，读了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的“搭便车”理论，才更加确切地知道，中西学问，原本就是贯通的，只不过外国人往往更加会总结，并将其标签化，符号化，理论化而已。

知识我们本来是有的，只不过他们懂得了包装，贴上“名牌”，就变得高大上了，甚至可以得诺贝尔文学奖。

贩卖知识就应该跟贩卖衣服一样，都是卖，你知识分子装什么清高呢？

所以，世上的公理就那么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罢了，变着式样说，翻着花样说，后来有了辩证法，又可以正着说，反着说，归根到底，一切都可以到老祖宗那里去找依据。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观点，骨子里一直有那么点文化复古主义的情怀。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语言表达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以静制动的，说沉默是金，稍微在政治上做些衍生，就是所谓噤若寒蝉，心照不宣的。

我们读历史，往往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其实，天子杀人，哪能一下子就流血千里的，往往还是先剪除外围，等大老虎最后想要反抗时，发现自己已经是温水里的青蛙了。

阿Q偷菜，别人抓住了，他就指着萝卜对人家说：“说是你的，你叫他他能答应么”，似乎有了些流氓痞性，人家就拿它没招了。纯粹的知识分子当然是不济事的。你看在历史上，知识分子往往要败给流氓的。

郦食其是有大才的，外表桀骜不驯却又怀着建功立业的抱负，似乎是知识分子的完美参照物。可是遇上刘邦这样一见面，就往儒生帽子里尿尿的流氓，他也不敢“迎天子之怒”，能采用侧面包抄的激将法了。

因为对于这样的人，他不会顾忌什么杀了你是成全你，让你落个千古谏臣的美名，杀了就是杀了。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其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讲道理实在讲不过了，就打你一顿消消气，你跟他讲道理，还不如想着怎么好好锻炼身体呢。

这个世界，钱权势情法，哪个不大于所谓的道理呢？

可是，要是知识分子都变成了阿Q这样偶尔能耍耍流氓小性的，那就是不是你我能Hold的住了。其实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大家都深有体会。单纯只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抢的流氓，在我们秉承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华夏民族，往往是只能做一种统治机制的附属品罢了。

怕的只是有一天，知识分子耍起了流氓，你说一句他顶你十句，还说的义正词严，句句在理。再想打他，一是脸皮厚，不会脸红，不会才子佳人似的悲悲戚戚，哭哭啼啼，你敢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我就敢泼妇骂街，再也顾不得彼此的脸面。二是不晕血，你还想打他一顿出出气，那就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甚至舍命陪君子了。

因为我们说了，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流氓，甚至比流氓更流氓，抢了流氓饭碗的时候，流氓这时候恰好，装起有文化来了。

由此看来，流氓有了文化，不过去当个土豪，梳个大背头，多请两个保镖，再换个更有气质的二奶，当然，港片里面有很多这种暴发户的形象，但是衣着的光鲜掩盖不了脑满肥肠。

知识分子变成了流氓，无非是想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些，在吟风弄月的同时，能够有些耍酷的机会，增加一点回头率，发起狠来，才能更加不显山漏水，决绝果敢，这在很多武侠片也有体现。

前者譬如陈奎安当上了坐头去捐款，漂白家底，黄秋生当上了警察去惩强扶弱，或者譬如李寻欢拿了酒瓶装个忧郁的病痨，江小鱼自始至终靠恶作剧，去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总想着既要又要，既当又立，可惜，这一点思维犹豫的惯性，已经不够流氓了。流氓要什么东西，全然是撒泼耍横，百无禁忌。所以，知识分子在第一步，已经输了，所以后来他们想要的，也总是在想屁吃。

当然，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是本色演出，不用戏如人生，那么，知识分子，才真的是战胜了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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