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继位之际，正值晋国霸权鼎盛之时。其父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奠定霸主地位，而晋襄公仅用一年时间，便在崤山之战、箕之战与泜水对峙中接连挫败秦、翟、楚三大强敌。然而，这位以全胜战绩开局的君主，却最终未能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反被同时期的秦穆公取代。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既涉及历史评价标准的复杂性，也折射出晋国霸权延续的深层困境。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薨逝，秦穆公趁晋国国丧之机远征郑国，意图突破晋国对中原的封锁。秦国东进路线贯穿崤山险道，晋国大将先轸敏锐捕捉战机，力主截击。《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晋襄公采纳其策，于崤山谷地全歼秦军，俘获孟明视等三将。此役彻底粉碎秦国东扩野心，使其“终身不敢复东窥中原”（《史记·秦本纪》）。同年，翟国趁晋丧伐晋，反遭先轸率军击溃于箕地；楚国北上攻陈、蔡，亦被晋将阳处父以心理战术逼退。三大战役的胜利，本应成为晋襄公问鼎霸业的基石。
然而，军事胜利未能转化为政治权威的质变。晋襄公延续文公“尊王攘夷”策略，但对诸侯国的控制方式发生微妙转变。文公以武力威慑迫使曹、卫等国臣服，晋襄公则尝试“以德怀远”，如赦免曹共公、礼遇鲁文公。这种柔性政策虽缓和了与中原诸侯的矛盾，却削弱了晋国对霸权体系的刚性约束。当楚国以“退避三舍”式战术与晋周旋时，晋国缺乏有效机制迫使楚王会盟称臣，导致霸权影响力局限于军事层面。
晋国霸权的百年延续，实则建立在脆弱的平衡之上。文公时代通过“三军六卿”制度集中军政权力，但卿族势力的膨胀已埋下隐患。襄公在位七年，先后有先轸、赵衰等重臣主导国政，卿大夫逐渐掌握实际决策权。《国语·晋语》指出，崤之战后先轸因与襄公争执竟“免胄入狄师”求死，暴露君权与卿权的尖锐矛盾。这种内部分权模式，使晋国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对外战略。
反观秦穆公，其“称霸西戎”的策略更具可持续性。秦国放弃与晋国正面争夺中原，转而吞并关中周边十二戎国（《史记·秦本纪》），获得稳定的战略纵深与资源补给。晋襄公虽在军事上压制秦国，却未能阻断其西部扩张，反而因持续消耗战加剧国内财政压力。至襄公之子晋灵公时期，晋国已陷入“卿大夫专权-对外战争失利-公室衰微”的恶性循环。
历史评价的维度偏移春秋五霸的遴选标准历来存在争议。司马迁以“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为核心指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而晋襄公的统治缺乏标志性会盟事件。其军事胜利多属防御性反击，未能如齐桓公“葵丘会盟”般重构国际秩序。此外，晋国霸权依托卿族集团集体运作，个体君主功绩被体系性成就稀释。襄公的七年执政期，恰处于文公奠基与景公复兴的夹缝中，其个人贡献易被后世史家淡化。
秦穆公的逆袭则凸显地缘政治的逻辑。其“西进避晋”战略被《公羊传》誉为“变夷为夏”，通过文化整合将戎狄之地转化为战略资源池。这种模式与后世战国变法脉络暗合，赋予秦穆公“制度开创者”的历史定位。相比之下，晋襄公的军事胜利仅维持现状，未能突破晋国霸权的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