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苏联解体的舆论战，如今在我国上演，我们该如何应对

近些年来，和平与发展越来越不是世界的潮流，中小型国家接连发生了社会动荡。比如说身处于战争泥沼的乌克兰、混乱的加沙地区等等。

各路政客、地方军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想捞取政治资本，进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在各个地区，无一例外，几乎都有美国的身影。

美国对于颠覆他国政权，是驾轻就熟的老手。

惯用伎俩就是先发动舆论战，再挑唆民众，进而怂恿反对派，夺取政权。

回顾历史，人们会发现，苏联之所以解体，舆论上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那么我国该如何应对面对大洋彼岸的舆论战攻势呢？

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几乎就放弃了直接同苏联开战的想法。

一是全世界人民刚从二战的阴影中走出，都不想再起兵戈，二是核武器研发的成功，让人们见识到了粒子的力量。

一旦美苏开战，人类文明恐将陷入巨大的覆灭之中。

基于这两个因素，美国不想和苏联正面碰撞。

当然，这不代表美国就想和苏联握手言和，斗争的方式有了转变，一是打代理人战争，不直接下场；二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推行遏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和苏联进行“思想和人心”的争夺。

在这个背景之下，“舆论”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武器。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在冷战早期，苏联才是意识形态输出的高手。

你可以演变我，我也可以演变你，秉持着这样的思路，全球各地都掀起了一股狂劲的红色浪潮。

比如说在五六十年代，法国的“五月风暴”，一度将戴高乐赶出国门。日本的“全共斗”如火如荼，甚至要求废除天皇制度。

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境内也搞起了“黑豹党”。

英国，即便孤悬海外，视苏联为最大仇敌的岛国，在最高学府剑桥也有一批杰出的学子，甘愿为苏联充当间谍，套取情报。

可是随着苏联体制的僵化、经济的衰退，向外输出意识形态的进程便逐渐落入下风。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断倡导和鼓吹“公开性”政策，倡导“舆论多元化”，明确允许国内反对派的存在。

什么是“舆论多元化”？

“舆论多元化”就是各个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和团体，都有平等利用舆论工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建议和要求的权利。

看起来“舆论多元化”很公平，但资产阶级、团体天然就占据着更大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一旦开放，难免会出现一面倒的形势。

戈尔巴乔夫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甚至极端认为苏共要放弃马列主义，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做会窒息人们的首创精神。

几个月之后，戈尔巴乔夫甚至亲自给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打电话，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居住，允许他访问美国。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闭幕不久，中央就召开了全苏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在会上，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应贯彻党的公开性和批评原则。

他还讲道：“为了使整个社会参与讨论，广开言路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可以说是要使每一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化。”

在戈尔巴乔夫的提议下，苏联国内一夜之间冒出了大大小小六万多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和派别，各种反共人物粉墨登场。

另一边，大洋彼岸的美国听说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真可谓是喜出望外，大有“老天助我”之感。

1987年10月，美国召集了包括政府官员、企业人士、苏联问题政治学者、西方国家外长等一百五十多人在明尼苏达召开了关于苏联新思维及其对策的研讨会。

会议认为，苏联的“新革命”不可逆转且大有希望，西方应该不择手段、竭尽全力鼓励苏联的“变革进程”，影响苏联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

据此，美国精心地安排和发起了新一轮独特而又无形的舆论攻势。

美国的舆论攻势很有特点，首先是表现在对戈尔巴乔夫的吹捧上，他是美国“糖衣炮弹”袭击的重点目标之一。

早在里根时期，就对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上的变化大加赞扬。

比如说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不久，西方就在媒体上给予大肆鼓吹，并借此机会给予戈尔巴乔夫个人大量的奖品、奖金、稿费，总数多达1百多万美元（相当于如今千万美元）。

1990年，西方又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戈尔巴乔夫，欧美国家一些商业街的商业广告也开始捧起戈尔巴乔夫：请选择我们的牛仔布料吧！它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坚固、可靠！

这些“溢美之词”对于戈尔巴乔夫非常有用，他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朗读这些内容，一读就是一两个小时，急需处理的大量文件也就没时间看了。”

拿下了戈尔巴乔夫，一切就好办多了。1987年1月起，苏联完全停止干扰英国BBC对苏联的广播。

随后，美国的一些强烈的、带有浓厚色彩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媒体，比如说欧洲自由广播电台播放的内容都可以被苏联人民收听。

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生活方式的美好，介绍了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大大迷惑了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民，让他们身处迷雾，看不见前进的方向，只能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

西方舆论战是步步为营，先解禁外国媒体，再延伸到苏联国内。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1990年6月，苏联政府颁布了《苏联报刊与其他大众传媒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以及年满18周岁的公民都有登记创办媒介机狗的权力。”

这项法律的出版，大大解除了一些颠覆者的绳索，反对派个人以及团体组织办报彻底合法。短短的4个月，苏联就有700多家报刊进行了登记，私人报刊占比高达七成。

想都不用想，这些私人报刊刊登的多是一些批判苏联体制的内容。

比如说，否定斯大林体制，只挑取一些错误，忽略斯大林的功绩。

具体来说则是对于“肃反的扩大化错误一股脑儿全推给死人身上，并且几十倍的放大。然后再从斯大林上升至整个国家，归咎于体制原因。”

著名政治学者利加乔夫对这股逆流就评价道：“颠覆文章犹如狂涛恶浪，席卷了舆论工具。极右报刊描绘的不是多维的历史，不是成就与错误相互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而只是阴暗的污点……这种不真实的歪曲报道犹如催化剂，刺激了本就濒临爆发的社会气氛。”

可以说，苏联在舆论战中输的一败涂地。

戈尔巴乔夫这个既懦弱、又无能的庸主倡导的“舆论多元化”非但没有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反而将苏联几代人不懈努力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厦，在几年时间就轰然倒塌，并最终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美国舆论战的攻击。

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就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只是“9·11”的爆发大大延缓了这一进程，美国的重心放在了“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中国，这才给了中国十几年的发育时间。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美国又回过味来，将苗头对准了中国。尤其是川普上台以后，挑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

在舆论战场上，也是招数频出。2018年，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了一波波舆论攻势，罗织的罪名既令人匪夷所思，也让人啼笑不得。

相隔一年，美国又资助“港独”势力，挑起了冲突。

2020年，疫情爆发，川普对中国的指责，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从过去的经验可以看出，美国的安全部门和决策机构不单独行动，其舆论战依托于外交，是多个部门共同协作。

对华舆论战的主体机构则是美国国务院，由国防部、国家情报体从旁协助，外围机构则是大资本管控下的媒体、报刊（比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少部分则是个人自媒体。

为了能更有效地分散的全球受众传输信息，美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五大联合宣传路径。

第一，行政部分对华进行“有罪推定”，管它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再说。国际媒体按照既定叙事主题完成新闻内容的策划、制作。

相关西方媒体配合转发、引用以及向全球推送。

对华鹰派以国会提案、国际演说等形式令舆论快速发酵，竭尽全力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在将舆论上升到学术和政治高度，形成自洽的逻辑闭环。

面对来势汹汹的舆论攻势，中国应该继续设置网络防火墙，坚守底线不动摇。

第二，构建海外涉华舆论检测机构。同时，利用强大的技术，完成对各方发布的中国报告进行数据挖掘，在第一时间完成溯源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制定出相应的措施。

第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鼓励大众积极创作并上传百姓喜闻乐见的内容，鼓励自媒体创作者采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揭露美国的狼子野心。

研发优质的社交媒体软件，向海外不明真相的群众传播有关中国的真实内容。

另一方面，美国推动禁用TikTok软件就证明了所谓的言论自由不过是一道幌子，它也害怕中国抢占了舆论高地。

毛主席有句话说的在理：舆论的高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

在一定范围内，舆论是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共同意见。可舆论是会被引导的，是会被操控的，也是会被歪曲的。

脱离事实的舆论，就是一杯毒酒，足以让一个国家走向衰落。

如果在改革过程中，一步并两步，放开舆论管控，产生的后果将是巨大的。

苏联这个前车之鉴，这种刻骨铭心的教训值得中国人警惕，我们也不该成为后事之师。

参考资料

《论舆论多元化对苏联晚期新闻思想的影响》 新闻爱好者 2013年第9期

《美国对华舆论战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国际关系研究 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