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刀郎为什么不同？

懂王重入白房子的信息即使铺天盖地，还是没能盖住有关刀郎抄袭门的话题，可见刀郎的影响力，还真是蛮大的。我当然同情刀郎受此冤枉，只不过，指正的人，可能也有一些值得原谅的误区，也需要给与理解。一般来说，凡是在民歌领域进行创作的歌曲，大都有似曾相识的痕迹。就像地方戏，古典诗词，创作者调用的元素，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范式。你会因为，众多诗人共用一个《水调歌头》，一个《雨霖铃》这样的词牌，创作大量格式相同的诗词，来指责他们的作品，是相互抄袭吗？戏曲创作，和古典诗词创作相同，创作者都在公用的“西皮二黄”和“四平调”之类的公式化曲调上，转来转去。但没有谁会这些创作者，相互抄袭。

民歌就是这么个特点，在一个范式中转来转去，最后落得个小曲小调的名份。想往中国古典音乐这个境界上靠，难度就大很多，拼来拼去，顶多挣了个民歌的头衔。不过，民歌在通过古典音乐的道路上，还是使了不少劲的。像小背篓，希望的田野，山西好风光，今天是个好日子，这类作品，也终于让民间小调，穿上了“民间音乐”的外衣，但是在洋人发明的流行音乐，和欧洲古典音乐面前，民间音乐还是有点抬不起头来。

只不过，这口恶气，在振兴民族文化和民粹主义风起云涌的背景下，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地方。这就是刀郎挂起现象级的主因。

然而，刀郎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有诸多迹象表明，刀郎是踏着民歌的节奏，朝着史诗的路子进发的。

史诗不同于流行音乐，史诗是为流传千古预备的，史诗就是历史的诗篇，记录历史，建立叙事。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蒙古人的格萨尔王，印度人的罗摩衍那，都是关于他们民族的叙事。史诗的创作方式，也有不同，常常要到民间采风。而这也是刀郎的歌曲，常常被指责“土”，被指责抄袭的原因。

至于刀郎的创作最终是否能进入史诗行列？或者说，这个时代究竟是否还需要史诗，则属于另一个话题。

只不过，在刀郎的议题上，最烦的是那么一种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没有资格，而自己反倒以没资格的身份，代表老百姓抢先就给刀郎来一个“人民艺术家，前无古人后面可能也没有来者”的定义。

我个人以为，刀郎和人民艺术家无关。那是古代帝王身边的“伶人”在斯大林和金将军建立的体制下死而复生后的变异产物。刀郎更适合的称谓，我以为应该是力图将中国民间小调带入到史诗境界的艺术家。

刀郎走的这条道路，可以说人烟稀少。在刀郎以前，也有一个，走的也是这个路子，算是刀郎的前辈吧。这个人就是王洛宾。《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些年龄的人，可能都听过，是王洛宾以采风的方式，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的创作实验。

遗憾的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说白了就是魅权情怀，没能让王洛宾在音乐创作的民间性和史诗性方面，走太远。但这也不能怪王洛宾，即使到现在，家国情怀，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只是这个主流情怀的深处，常常埋伏着反噬的毒素。换言之，那些怀抱家国情怀的人，他们的内心，大多隐藏着诡异的投资预期。他们不在乎帝王们对他们实施株连九族，视为知己者死嘛。至少说明，他们是受到了重视，是个人物。而一旦他们以为的帝王和国家，压根儿没有搭理他们，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就会怀恨在心。这股深埋的怨气，是很可怕的。

顺便提一下，前些天，看见有个叫李什么儒的的家伙，教训年轻演员，要多创作家国情怀，忠仁义士的题材，很扯的。明明是家丁情怀，却捆绑全部天朝的人来加持忠仁义士的说法，很不要脸的，对百姓来说，社会性，比国家重要。在李啥儒的眼中，天朝人就不该有社会性，也就是不该有民间性的空间，就不该为自己活，都应该为国家活，为朝廷活，这些“理论邪恶，行为伪善”的家伙，在天朝特别多。

好在刀郎，什么都没有说，一直保持着他的社会性和民间性。

——未完——

作者：林辰

2024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