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等人前往延安协商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撤退，延安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此时，延安守军只有民团和保安队，人数仅有千人左右。考虑到西安事变的影响及局势的严峻，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前往西安商谈解决办法。
中央政府经过权衡，决定派遣周恩来、博古和叶剑英等人前往延安处理相关事务。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等人抵达保安。当天晚上，周恩来等人住进了马家湾延安工作委员会的临时办事处，这是一个相对简陋的地方，但足以容纳这些领导人开展重要工作。
周恩来在抵达后立即开始与党内高层就延安的接管问题展开详细讨论。在与相关领导交流后，周恩来提出了尽可能争取和平接管延安的想法。他强调，若与当地民众和各方力量的合作不顺利，必须做好准备等待红军的支援，准备用部队来解决接管的问题。
在与各方沟通后，周恩来立即着手部署接下来的行动。离开保安之前，他已经通过黄春甫（江华）指派的方式，通知了红一团团长黄罗斌，要求准备接收延安的工作。黄春甫在指令中明确要求，红一团要做好随时进入延安的准备，确保在接管过程中可以顺利进行。
红一团护送周恩来赴西安
12月17日中午，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带领部队护送周恩来一行前往延安东郊的飞机场。黄罗斌的队伍在这一过程中，确保了周恩来一行的安全。周恩来等人按计划登上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准备前往西安商讨下一步行动的细节。
12月18日，黄春甫司令员率领红一团进入延安。红一团以其优良的纪律和迅速的行动，确保了接管工作顺利进行。此时的延安，尽管面临着政治和军事局势的变化，但当地民众依旧对中央政府充满信心，并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的支持。
随着红一团的进驻，延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延安是由一些地方民团和保安队维持秩序，但在红一团的接管下，延安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彻底转交给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转变为中央政府在延安的长远规划提供了保障，也为接下来的抗日战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管过程中的顺利进行，使得中央政府能够更加集中精力进行后续的战略部署。
延安的接管完成后，中央政府开始在这里开展一系列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工作，为日后中共中央的抗日活动做好了充分准备。红一团的纪律严明和有效管理，使得这座城市逐渐恢复了秩序，民众的信心也得到了增强。
毛主席启程迁往延安
1937年1月10日，毛主席开始了从保安迁往延安的旅程。从保安出发后，毛主席开始了这段漫长的行程。途中，毛主席途经桥儿沟、张沟、余家坡、井沟岔、王家畔等地，行进了大约23公里，最终在傍晚时分到达了志丹县侯市寺儿台的住地，准备在这里休息一晚。
一路上，毛主席的随行人员相对较少，几名重要的党内干部和一些随行的警卫。旅途虽然不算太长，但沿途的山路崎岖，加上大部分地区的道路并不宽敞，使得行程显得格外艰难。
到了晚上，毛主席在侯市寺儿台暂时歇脚。这一晚的住宿条件简单，周围也没有过多的设施保障，但毛主席和随行人员仍能在此暂时得到休息，为接下来的行程积蓄力量。
1月13日，毛主席终于抵达了延安。这一天，延安的街头早已布置得热热闹闹。街道两旁贴满了欢迎标语，“欢迎抗日领袖”的字样几乎出现在了延安的每一个角落。民众早早地站在街头，排着长队，迎接毛主席的到来。
当毛主席走进延安的街道时，他所见到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革命者，和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尽管这座城市经历过长时间的战乱与磨难，但依旧散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毛主席的到来深深地激励了在场的每一位群众，延安变得更加团结，也更加充满力量。在延安的街头，迎接毛主席的并非仅仅是一些领导干部，更是普通的老百姓、青年学生、劳动者，甚至是久经战火洗礼的老革命者。
杨家岭的“窑洞对”
在延安时期，杨家岭成为毛主席长时间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虽然偏远，但对于毛主席来说，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也成为了他进行政治活动的发源地。杨家岭的窑洞是毛主席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这里，毛主席与党内的领导干部、革命战友及其他群众深入讨论了许多关系到中国革命和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许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
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窑洞对”。那时，毛主席与一些学生一起探讨了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率，讨论了避免政权倒塌和确保政权长期稳定的途径。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治理思想——“让人民监督政府”。在毛主席看来，人民的支持和监督是防止腐化、避免政权崩塌的关键。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之一，并在党的治理理念和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中，不仅与党内的领导班子和群众进行革命策略的讨论，还经常对党内干部进行指导，培养他们的政治素质和革命精神。延安成为了党内干部学习和锤炼的地方，毛主席在这里为党员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帮助他们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工作方法。毛主席的每一次指导，都是对党内干部理论素养、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通过这些讨论和实践，延安逐渐成为了各级干部深入了解人民疾苦，学习如何与人民打成一片，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基地。
在这种共患难的环境中，许多党内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和感情，形成了强烈的凝聚力。毛主席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成为了许多干部的工作准则。这一思想要求干部深入到人民中间，了解人民的需求，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最终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
毛主席放弃延安的决定
1946年6月，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大军开始向延安进发。面对这一局势的变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清楚地意识到，延安再也无法承载中国革命的未来。随着蒋介石的进攻，这座城市的战略意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为了保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未来，放弃延安，撤离至更安全、更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是最理智的选择。
1947年，毛泽东离开了延安，开始了他长达近三十年的历史征程。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毛主席再也没有回到过这座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的城市。延安，这座经历过无数风雨的城市，曾是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重要见证地。但离开延安后，毛泽东从未重返这片土地，留给人们无尽的遐想和疑问。
有人认为，毛泽东离开延安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肩负的责任远超个人情感。身为中国革命的核心人物，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自己肩上承载着四万万中国百姓的前途与命运。对于他来说，时间和精力并非用来回顾过去的旧地，而是要专注于未来，推动国家走向更广阔的道路。面对即将到来的内战与国际形势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将自己从个人的情感中抽离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领导全国人民的事业中。
另外一种看法则指出，毛泽东在延安的威望与影响力无可比拟，但他的眼中并非只有延安一座城市。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并不只是延安，毛泽东心中还装着更多的历史节点与象征性的地方。例如，遵义，那个改写中国共产党命运的转折点；井冈山，这片孕育革命的摇篮；还有毛泽东的家乡韶山，这些地方同样承载着革命的理想与希望。毛泽东的视野不止于延安，他的责任更广泛，这些地方与延安一样，都时刻需要他做出决策和指引，不能为了一个地方而放弃更广阔的未来。
尽管毛主席此后再未回到过延安，但延安的种种记忆和在此期间所进行的决策与思考，始终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毛主席曾说过：“北平比延安大。”在毛主席眼中，北平（即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它代表了更多的历史与文化，更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与未来。他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命运放在首位，在全国的各个角落，他都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