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心里,知道国防科技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并不是说有了口号就一定能够做成,更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具不具备。
比如,在原子弹爆炸时间的这件事情上,毛主席便认为康生根本就不懂,他只不过是夸夸其谈,还得靠宋任穷!
1960年2月,北京的还处于寒冷的冬天,但广州的气温却十分温暖。
周恩来总理在广东从化,召集了一些部长,组成读书小组,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作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部长,宋任穷也参加了周恩来总理召集的这次学习。
此时,毛主席也恰好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于是,在学习结束后,毛主席便约见了宋任穷等几位部长,进行谈话。
除了宋任穷等几位部长外,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的这次约见。
那天,在见到宋任穷的时候,康生以他“理论家”的高度,对宋任穷谈起了原子弹什么时候能爆炸的问题。
事实上,康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广州,是因为他刚刚参加过苏联的一个会议,来广州向毛主席汇报会议的情况。
1960年2月,苏联准备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会议开始前,中国也收到了赫鲁晓夫发来的邀请。经过研究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这次会议。
那时候,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
考虑到这件事情的关系重大,在中国代表团出国前,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专门报请了中共中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此外,这份讲话稿在代表团出发前,便已经交给了新华社,只等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进行公开发表。
在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会议却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这就是说中国为康生准备的那个发言稿,是不能公开发表的。
然而,因为莫斯科和北京存在着时差,导致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被《人民日报》发表在了2月6日的版面上。
对此,赫鲁晓夫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随后,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
后来,苏联方面又找到康生等人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了指责。
面对这样的指责,康生多次对苏联表态说:“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不久后,康生回到国内,便立即来到广州,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在苏联参加会议时,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
康生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获得毛主席对他的信任,为他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道路。
那段时间,只要是毛主席在的场所,几乎都能看见康生的身影。当然,在毛主席接见宋任穷等几位部长的时候,康生也来到了现场。
那天,在听到康生主动谈到原子弹什么时候爆炸的问题时,宋任穷实事求是地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
听到宋任穷这样说,康生立即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
事实上,康生之所以这样说,也是为了在毛主席面前突出他自己,好像全国只有他一个人是为国家着想的。
康生的话说完后,毛主席没有表态,而是静静地听着。
看到毛主席没有驳斥他,康生立即来了劲,当即就原子弹爆炸时间的问题大谈特谈。只见他提高了嗓音,滔滔不绝地说:“原子弹提前爆炸一天,就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早一天有利。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对世界革命人民都有好处。”
听到康生如此夸夸其谈,毛主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看了看康生,说:“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康生立即闭上了嘴巴,没有再说话。
见毛主席以这样的方式驳斥了康生,宋任穷的心里对毛主席是十分感激的。这是因为,在宋任穷看来,毛主席是知道他在第二工业机械部当家的不容易的。
1954年,在接到到中央的调令后,宋任穷离开云南来到北京,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
任职期间,宋任穷协助罗荣桓主持了军委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后在建立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5年9月,宋任穷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主要负责航空工业的国家部委,宋任穷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的第一任部长。
1958年2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成为了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而第三机械工业部则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和核武器。
此时,宋任穷也就成为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任职期间,宋任穷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了原子能事业发展方针和规划,组建了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选拔使用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时候,宋任穷坚持贯彻党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把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的立足点,放在了自力更生上,培养了我国自己的科技人才。
因此,在苏联突然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时,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反而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那时候,毛主席信心百倍地说:“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如果不是这样,毛主席也不会在康生胡乱说话的时候,坚定地支持宋任穷。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此时,宋任穷虽然已经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了书记,但还是十分关心原子弹爆炸的事情。
那天,得知我国的原子弹将会在下午三点钟爆炸时,宋任穷一直守候在收音机前,等候听广播里传出的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一直等到晚上的新闻联播,宋任穷依然没有听到中国的原子弹爆炸的有关新闻。对此,宋任穷的心里感到非常失落。然而,宋任穷始终相信,中国的原子弹一定会在这一年爆炸。
后来,宋任穷才知道,中国原子弹爆炸的那天,是毛主席不让及时播发消息的。因为,在毛主席看来,中国爆炸原子弹是一件大事情,一定要把数据核实清楚,确定是不是原子弹爆炸。
此外,毛主席还让中国的有关部门时刻关注着国外的消息,让他们先报,看看他们报道的数据,与中国监测到的数据是不是一致。
对于毛主席小心谨慎的态度,宋任穷感到十分佩服。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策略是非常高明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打破了当时有核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听到原子弹成功爆炸消息的那一刻,宋任穷激动得彻夜难眠,热泪盈眶!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