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门阀士族从东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到唐朝末年彻底退出历史，横跨七百多年的时间。中间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起起落落，最终于唐朝末年的黄巢-朱温之乱中损失殆尽。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门阀士族挺过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却躲不过黄巢之乱呢？原因可能很简单，这是因为唐朝的门阀都搬到了长安-洛阳等帝国核心区居住，而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大多住在农村。

自汉朝起，中国的主要选官方式是察举制，主要考察人才在地方上的名望，以此作为选拔官员的标准。

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则是在察举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当然这个选拔机制也是被士族给操纵了。

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共同点，都是高度重视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名望和实力。士族想要垄断官职，就必须扎根基层，在地方上做大做强。

例如土地兼并是少不了的，没有足够多的田地，就没有经济实力称霸一方，成为地方上的豪强。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豪强们又在自己的依附农中训练民兵，成为自己的私人武装，较大的门阀有上千人的依附农武装。

所以，南北朝时期的士族不仅要管理农庄经济，还要自己训练依附农当兵，基本上都是能文能武。而不能打或头脑不聪明的，都在乱世中被淘汰了，从而创造了隋唐时期中国人才辈出的局面。

同时为了更好的防御，门阀士族还大量修建坞堡，这种坞堡虽然和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城堡有较大差距，但是和欧洲中世纪早期的贵族城堡还是差不多的，主要看重其军事防御能力。

依靠坞堡和私人武装虽然不能战胜正规军，却极大的增加的征服成本。因此五胡十六国虽然进入了中原，凭借精锐的草原骑兵在野战中无往不利，但是面对这种坞堡，却不愿付出太多的伤亡，对门阀以招安为主。

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流寇军，都不容易攻克这种坞堡军事防御体系。在南北朝时代，尽管遭遇了河阴之变、侯景之乱等政治事件，但是门阀作为一个整体依然保存了下来。

但是到了隋唐之后，形势出现了大变，一是统一王朝的出现，导致坞堡的军事价值下降，二是科举制的出现，朝廷选拔官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局势，门阀士族也需要改变。那就是他们需要更注重文化考试的能力，在地方上的名望已经不如以往的那么重要。

门阀本质上讲，仍然是要靠依附皇权而获得生存，其独立性相比西方分封制下的贵族要虚弱不少。

贵族制下，其爵位是世袭的，土地是分封固定的，除非贵族本身犯错被剥夺封号，否则他的爵位和土地谁的抢不走。

但门阀不一样，门阀的土地虽然多，却是土地兼并得来的，今天买回来，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

门阀的官位也不是世袭的，他们需要出去给皇帝做官才能保证现有的地位 。如果一个家族长期没有人出去做官，那么这个家族的影响力慢慢地就会衰落。

例如东晋的谢安家族，曾是顶级门阀，然而自谢灵运之后，因为家族后继无人，缺少人出去做官，其地位也在慢慢衰落。

当隋唐开始推行科举制的时候，门阀是没办法对抗这个历史潮流的，他们只能顺应这个趋势。为了考试取胜，他们有资源有条件在长安、洛阳买房置地，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学区房。

这为门阀垄断科举制提供了很大方便，唐朝时还没有糊名法，考官在评卷时是可以看到考生名字的。如果考生是一位有名望的士族子弟，则自带滤镜，中举的概率要远高于普通人。

因此有唐一朝，其官员的三分之二都是士族出身，而普通人即使是李白这样有才华的人，没有人脉和背景，也是很难做成大官的。

但士族这样做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就是他们离开了在地方上的坞堡，从一个能文能武的豪强，变成了一个只会考试的做题家。

一个门阀士族若是长期住在乡下，跟京城的人脉混不熟的话，那在考试中的优势大大降低。因此一个士族尽管在名称上，还说自己是某某郡的大姓，实际上都是住在长安和洛阳。

依靠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掌握优势的教育资源，让士族迅速适应了科举制的发展，继续垄断了朝廷的官位。

高收益的代价是高风险，当士族垄断科举制的通道以后，一些寒族弟子上升无门，转而走向另一种上升渠道。

当心生不满的黄巢起兵造反，大军攻向长安洛阳的时候，这一次就没有坞堡和佃农武装来保护这些门阀了。

科举制下的门阀高度依赖皇权的保护，当皇权衰落时，这些门阀也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