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八宝山革命公墓里，悲伤的音乐先后响了两回。1月6号，陈毅去世了；3月26号，谢富治也走了。这两位都曾担任过国家的大官，所以报纸上对他们去世的消息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不一样的是，毛主席亲自去参加了陈毅的葬礼，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场合；但到了谢富治的葬礼时，毛主席却没有出席。他开追悼会时，江青来了，而且，在追悼会开始前，江青还自己跳出来提要求，没按组织的安排来。他1909年出生，老家在湖北黄安（现在叫红安），那个地方很有名，为我国革命立过大功，还是谢富治的故乡，出了好几十位建国时的将军呢。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那个不太平的日子里，家里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谢富治年纪还很小，就为了糊口，不得不开始干活。他小时候放过牛，耕过田，养过猪，还当过木匠。谢富治有时候能去私塾念念书，但家里劳动力不够，所以他上私塾总是上上下下、不连贯。等年纪稍大些，他就找亲戚朋友借书、借报纸来看，想多知道点外面的事儿，这样一来，他懂的东西就比同龄的孩子要多些。1926年，在湖北老家，农民们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热热闹闹地搞起了农民运动。谢富治也跟着大伙儿一起打地主、分土地，还参加了起义队伍。
他心里种下了革命的念头，到了1930年，谢富治就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仅仅一年后，他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加入红军队伍后，谢富治走上了战场，他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勇猛，而且脑子转得快，打仗时有自己的一套策略。没多久，他就从底层一点点晋升到了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还有军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在还没满30岁的时候，谢富治就已经是红军里的高级领导了。在抗日时期，谢富治在八路军里先后当过129师386旅772团的政治处头头、129师386旅772团的政委，还有385旅的政委，他打过很多大战，比如有名的百团大战和上党战役。到了解放战争那会儿，谢富治又挑起了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政委、太岳兵团政委这些重担，他在战场上大展身手，赢得了好多场战斗的胜利。谢富治一路走来，跟着党闹革命，终于等来了革命的成功，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到了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多年打仗积累的经验和立下的大功，谢富治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1959年，中央让他去中央上班，并任命他为国家公安部的头儿，他肩上扛起了重担。他确实下了些功夫，不仅关心警察队伍的建设，还增加了人手、加强了训练，很快就组建起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队伍。在谢富治当公安部长那会儿，各地的治安状况都还算不错。在社会治安这事儿上，不光是靠谢富治一个人，还有很多公安人员都在卖力干活。当然啦，谢富治做出的成绩也是值得夸奖的。在1966年以前，谢富治家境贫寒，但他非常勤奋。参加革命后，不管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都为党和国家贡献了很多力量，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老实又恭敬。虽然他前半辈子立下了很多大功，但从六十年代后期起，他的人生开始往另一个路上走了。从六十年代开始，江青就迷上了拍照，总是拿着相机到处拍，这儿拍拍，那儿也拍拍。为了提高自己的摄影理论和技巧，毛主席还特地请来了摄影大师石少华来指导她。毛主席跟他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没法做太累的工作，但她喜欢摄影，我也很支持她。我还给她买了照相机呢。你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收下她当学生呀？”让石少华先生去给傲慢的江青当老师，他其实心里不太乐意。但一想到对毛主席的尊敬，石少华还是点头同意了：“主席，我听您的安排。”在石少华先生的指点下，江青学会了很多摄影方法，对摄影也越来越着迷。拍的照片多了，江青就动起了给自己办个摄影展的心思。她真的动手做了起来，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了新华社摄影部，还让杜修贤帮忙准备摄影展。正当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展厅里为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时，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叫停，让她把计划取消掉。后来，江青还是不甘心，好几次自己拿主意想要搞摄影展，但都被毛主席及时拦了下来。
不过，谢富治对江青爱好摄影这事儿，可是使劲儿地巴结。他像是想巴结江青一样，对她说：江青同志爱拍照，我挺你。拍照既能活动身体，放松心情，又能学技术，真是好处多多。不过，你的身体不太适合在户外待太久，不然容易着凉。要是能有个室内摄影棚就好啦。他很关心地说：“要是你乐意，我在10号楼给你准备个摄影室咋样？等你身体棒了，想在外面拍就在外面，要是觉得外面不适合，咱就在屋里拍。”江青一听谢富治的主意，心里乐开了花，她就爱这种被人恭维、高高在上的滋味。她连忙点头答应：“谢富治这主意真不错，你想得真周全。谢谢你这么关心我的身体和爱好，我听你的。还得麻烦你准备一块大背景布，天蓝色的最好，白色也行，但天蓝色我更喜欢，再找四到六个拍照用的灯来就齐活了。”
才过了三天，谢富治就把江青要的东西送来了，并且亲自动手开始安排。等他把一切都安排好，江青难得地笑了，还开玩笑说：“你真的是当过兵的，做起事来又快又利索，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你了。”谢富治要走的时候，江青还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对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谢富治笑了笑回应：“不用客气，这不是我们分内该干的小事儿嘛！”在夸奖谢富治的同时，江青又转头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要是我的工作人员能像你对我这样，主动点，积极去工作和做事，那该多好啊。”江青也没多想，谢富治在安排摄影师的时候，肯定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忙，但现在大家却都被批评了。谢富治这时开口说了句实在话：“他们也挺行的，干了不少活儿。”这就算是把江青的话给堵回去了。
江青对谢富治布置的摄影室特别满意，她在这个摄影室里拍了许多照片，感到非常快乐，玩得挺尽兴的。后来，她觉得谢富治给她弄的摄影室太小了，就又叫他弄了个更大的，好让她更开心地玩摄影。她也给谢富治照了一张彩色的照片，并且放大成了24寸的大小。江青看到后非常满意，谢富治拿到照片也很开心，他笑着对江青说：“这张照片照得太棒了，将来哪天我要是去了八宝山，就用它来做我的遗像。”那你得提前跟你夫人刘湘屏说一声，到时候可别搞错了哦。”江青跟他开着玩笑说。真是说啥来啥！在谢富治的追悼会上，挂的就是这张照片作为遗像。1971年，当给江青安排摄影师时，谢富治已经生病了。到了1972年初，他因为得了癌症，身体状况变得更差了。他一向追随的江青，得知谢富治病得很重，竟然难得地流下了眼泪。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到江青时，说她：“喜欢炫耀，爱抢风头。自私又爱嫉妒，霸道得很”。她总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人总是指手画脚，很少见她有掉眼泪的时候。江青动情地说：“谢富治生着病还给我张罗摄影室，这就能看出他是个多好的人。就冲这点，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可病魔不饶人啊，我没法救他，只能指望医生和护士能帮他多撑一会儿。我自己是没辙了，只盼着他能打败病魔，快点好起来。”
1972年2月，谢富治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几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江青到医院探望他，站在床边劝慰说：“安心养病吧，既然来了就踏踏实实地待着，争取快点好起来，继续和我们一起干。”江青和谢富治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已经不再是为了人民，而是背离了人民。这时候的谢富治病得很重，躺在床上已经讲不出话了，他只是望着江青，轻轻地点了下头，表示他那所谓的“战斗”没必要继续，而且也继续不下去了。
1972年3月26日，63岁的谢富治去世了。那段时间，江青没再去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她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现在身子骨不行，就不去参会了，你给总理说一声我请假了。中央要是商量了什么大事，用那个保密电话跟我说一声就好啦。”中央最后拍板，谢富治的告别仪式定在公安部的大礼堂进行。其实，这是谢富治临终前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他曾讲过：“要是在公安部办我的追悼会，那就好像我死后又回到了公安部，我对那儿很有感情。”因此，大家最后都同意在公安部礼堂为谢富治举办追悼会，而且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着手做了。不过，等工作人员把这个决定告诉江青后，她却提出了不同看法。
她走到工作人员面前，再次问道：“你刚才跟我说的，谢富治的追悼会是在公安部那个大厅办吧？是不是那里没错吧？”嗯，对，地点是公安部礼堂，通知上是这么说的，工作人员答道。江青脸上马上显得不悦，她吩咐工作人员去找周总理，说觉得给谢富治办追悼会的地方不合适。江青讲道：“他好歹也是个政治局委员，追悼会应当在人民大会堂办才对，请总理考虑一下我的看法。”当工作人员把江青的意见一字不差地告诉总理时，周总理马上就说：“你回去跟江青同志说一声，谢富治同志的追悼会地点不能再变动了。”总理还着重指出，这是谢富治在世时的心愿。江青本来还想改一改组织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但到最后也只好按安排来做了。
谢富治的追悼会那天，江青也来了。可能是因为失去了一个“同伴”而心里难过，江青显得有些伤心，进追悼会大厅的时候还需要人扶着。在葬礼上，江青哽咽着说：“谢富治啊，你真是吃了不少苦，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她再次走到刘湘屏，谢富治的妻子身边，搂着她大哭了一场，然后安慰她说：“别太伤心了，要照顾好自己。谢富治同志已经走了，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得好好活下去。”
谢富治走了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啥人再聊起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历史是有记忆的，每件经历过的事都会留下它的印子。换句话说，不管是立功的人，还是犯错的人，最终都会被历史记住。1980年，大家知道了谢富治活着时干的坏事，之前给他写的悼念词被取消了。他的骨灰盒也被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那个英雄烈士安息的地方，给移了出来。这位将军在战争年代曾立下大功，但他的所作所为，却让“谢富治”这个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耻辱名单上。他巴结的那个江青，在1976年10月被抓住了，到了1991年5月，她自己选择了结束生命。她干的那些坏事，臭名远扬，会被后人一直唾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