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在上海南汇周浦镇傅家老宅，落地的时候，哭声震天。家族长辈根据《孟子》中“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民”，给他取字叫“怒安”，因哭声像极了大发雷霆，取名叫“雷”。

四岁的时候，傅雷的父亲傅鹏飞冤死在狱中，不久之后，傅雷的弟弟又不幸夭折。寡居的母亲不甘心，将所有的激愤的希望都寄托在傅雷身上，年幼的傅雷只要在功课上稍有差错，便会遭到母亲严酷的责打。

傅雷的爱人朱梅馥后来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说：“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

朱梅馥说法，句句弥漫着悲剧的意味。

但傅雷的悲剧，是不需要他人同情、可怜的。

当你感受到他的悲剧之时，你已不自觉地仰起头。

傅雷的人生轨迹并不复杂，二十岁留学法国，学习文艺。四年后，1931年9月，傅雷被好友刘海粟拉回国做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

那一时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名家荟萃，黄宾虹、张大千、贺天健、潘玉良等人都在，然而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傅雷因为性格孤僻、倔强，却始终是不懂人情世故，显得格格不入的。

有一阵子，刘海粟为了帮助来自北平美专的俞剑华在学校树立威信，特意让校工把俞先生的画挂在长廊里供师生们欣赏。

办公室主任傅雷看到后，眉头紧皱，立即命令校工将画摘下来。

校工表示这是刘海粟的意思，傅雷却不为所动地说：“这些画没有创造性，才少，收掉！”

1933年9月，傅雷以母亲去世为借口提出辞职。后来，他在《傅雷自述》一书中提及了辞职的原因：“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其实，傅雷看不惯的远不止刘海粟一人，他几乎和每一个朋友都有激烈争执的记录，甚至不乏绝交的决绝之举。

他这么孤独，这么决绝，不是朋友不够好，而是他无法忍受任何一粒灰尘。

提及傅雷暴烈的脾气，好友刘抗曾经回忆说：“提起他个性的刚烈，有几个插曲可资佐证：一、傅聪鼻梁上有块疤，就是为父者严厉训诫孩儿时顺手抓起一只瓷盘扔过去的标志。二、我在沪滨缔婚后，海粟曾设席招待，我们应约赴宴。次周，傅雷亦如法炮制，适内子身染微恙，婉谢之，他认为不给面子，于是雷霆大发，把我送给他的画也除下退回，数月不相闻问。”

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离职之后，孤傲的傅雷无法融入世俗的社会，只有躲到书斋做起了译书匠。

此后，几乎终其一生，他都以这种孤独的、倔强，带有自我尊严的方式生存着。

抗战爆发后，傅雷不愿待在敌占区，带着家人跑到大后方。因为和国立艺专的校长意见不合，他又犯了牛脾气，倔强地跑回了上海。

在孤岛时期，傅雷为了免于见到日本人，基本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立下了“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的规矩，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拿来译书了。

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奇才，迫于各种压力，又或者是纯粹为了音乐，1958年12月，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孤注一掷，出走海外。

傅雷得到儿子出走的消息，呆若木鸡，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他给儿子写了许多家书，结集成书，就是后来著名的《傅雷家书》。

傅雷曾对儿子说：“你要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

但是，他在自己的祖国却没能活下去。

1966年9月3日凌晨，五十八岁的傅雷、朱梅馥夫妇决定在住了多年的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疾风迅雨楼”自杀。

死前，傅雷夫妇留下了一封上千字的遗嘱。

遗嘱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只有平静的具有自尊的交代——包括上缴房租五十五元二角九分钱，留给保姆周菊娣两块表及六百元的存款单，家具由傅聪舅舅朱人秀自行处理，书画由公家决定。此外，他们还留下了五十三元三角现金，作为火葬费。

为了防止自缢的时候将脚下的凳子踢倒而吵醒熟睡的邻居，傅雷夫妇最后还做了一件事——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纠结于这个震撼人心、令人难以释怀的细节，几十年后，慧超写道：“一个人要有何等的境界，才能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还能够从容地保持自己的教养，这样的灵魂是多么难得。独立意志、自由精神、君子教养，这三点该是充盈那张棉被之中的精神吧。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劣的情操，而是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

最后，慧超得出了一个令俗世汗颜、使人深思的结论：“高贵，不过是一床棉被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