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蒋介石再没见过面，交流也是隔了不知多少人间接进行的。但是在某些方面，两人有着非同一般的默契，例如“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蒋介石去台后做出的贡献不多，而这个原则，却是贯穿他后半生的一大重要贡献。

1950年年中，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公然派遣一个舰队，开至两岸中间的台湾海峡。理由是大陆占领台湾的话，将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美国总统杜鲁门，还公然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

暂且不论我们大陆方面的反应，台湾内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有识之士，都是忿忿不平，不能接受；即便蒋介石等人这时还需要美军协守台军，但他们还是不能接受美帝的分裂行径。

而且，杜鲁门抛出的“未定论”，早在之前的沟通中就被蒋介石所否定，他坚持“一个中国”。因此，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对外发言人叶公超，声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有主权，依旧是各国公认。”

毛主席看到这份声明时，不由感到几分惊喜。透过这份声明，他看到了蒋介石的执政态度，并说：“他还有点良心，不想成为千古罪人。”之后的岁月里，毛、蒋双方多次默契配合，维护“一个中国”的公论立场。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台湾内部出现“重选总统”的呼声，赶蒋介石下台的野心昭然若揭。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美国人搞的鬼，他们需要一个更听美国人话、支持“两个中国”的总统。对此，蒋介石颇为无奈，只能在有限的空间腾挪，不让权力流失，给美国人可乘之机。

这时，大陆方面也收到了这方面的情报，毛主席当即表态：“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接见外宾中，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蒋介石继续“管理”台湾。这些话的影响甚大，蒋介石后来能再次“当选总统”，跟毛主席的话所给予的明里暗里支持，是有一定关系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共同找上一个名叫“曹聚仁”的政治文化人。蒋介石授意蒋经国，委托曹聚仁来北京，向我方表达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友好意愿。毛主席、周总理等人，都亲自接见过曹聚仁，并为解决第三次合作的阻碍，提出众多建设性意见。

毛主席还不吝赞美，说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值得所有人肯定的。

这样的积极交流持续了数年时间，许多要紧问题基本谈妥，可是由于1966年那场“运动”的爆发，联系被打断，蒋介石等人听到大陆因“运动”出现的一些极端事件，让他们产生极大的疑虑，不敢再轻易“靠近”。

之后，因为基辛格、尼克松的接连访华，毛主席又在跟尼克松的谈话中，谈到蒋介石是自己“交情很长的老朋友”。此时的蒋介石，日子愈发难过，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状态。他犹豫了数年，大陆方面一直在通过制定政策、公开讲话等方式，释放“爱国统一”的善意。

尤其是到1975年，毛主席大手一挥，直接把前面关着还没放的战犯、特务，全部释放，他们想去台湾或是香港都可以，政府提供路费等帮助。

蒋介石不动，毛主席决定再动动，他派章士钊到香港，直接联系国民党。可是，联系是联系上了，但章士钊因90多岁的高龄和过度劳累没休息好，很快就去世了。章士钊的去世，让蒋介石看到了我方的诚意，而且他深知自己身体不好，自己有生之年完不成“统一”，自己的继任者们更难完成。

1975年，蒋介石找来元老陈立夫，要他在香港这个国际平台，释放“和谈”信号。陈立夫在香港报刊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其大致内容是：“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对此，毛主席很是高兴，但又忧虑起来，因为自己跟周总理，年事已高、重病缠身，根本无法做到亲至台湾，并开展谈判。这时，毛主席想起一个人——小平同志，对他说：“你能代替我去。”

可惜的是，蒋介石于1974年4月5日去世，他的继位者蒋经国威望不足，又忙着弹压内部反对力量，无心此事。最后，陈立夫只能望洋兴叹。蒋介石去世的消息传到大陆，毛主席的反应略显平淡，只有一句：“我知道了。”

他的无奈，谁能懂。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事已至此，多说多做皆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