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超级富豪、著名企业家马斯克在继积极介入美国政治之后又频繁介入欧洲政治，公开发表争议性言论，引起不少人对于“富豪干政”的疑虑。
1月9日，与马斯克关系友好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相较于马斯克，金融大鳄、民主党的超级捐款人索罗斯对全球稳定构成更大的威胁。她认为，马斯克只是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并不“对民主构成威胁”，而“一些富人利用自己的资源资助世界各地的政党、协会和政治人物，以影响政策走向时，就可能引发选举干预的问题，索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梅洛尼说的索罗斯与马斯克一样，都是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世界知名的超级富豪。索罗斯1930年生于匈牙利，后来移民美国，是一位在全球金融市场搅弄风云的金融大鳄，非常擅长钻金融市场的漏洞，经常从扰乱的金融市场秩序中赚得盆满钵满。
他除了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金融大鳄之外，还长期以慈善捐赠的名义介入现实政治。他通过设立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他所认同的“开放社会”理念，不过在批评者看来，他的“开放社会”理念和逾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捐赠充满意识形态色彩，有操弄选举、扰乱社会秩序、输出颜色革命的重大嫌疑。
索罗斯是一位很复杂的人，世人对他的评价高度分化
索罗斯少年生活在德国纳粹统治的阴影之下，后来又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世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民主党的超级捐款人，经常投入大量真金白银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1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将作为“美国最高平民荣誉”的总统自由勋章授予索罗斯，不过此举引发舆论争议。
与索罗斯相比，马斯克原本主要支持美国民主党，但2024年大选转而高调支持特朗普，不仅投入上亿美元真金白银，而且通过旗下的社交媒体X造势。特朗普二度当选后，身价大幅上涨的马斯克被提名为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高调介入美国政治事务。不单这样，马斯克还藉助旗下社交媒体积极介入欧洲政治，公开支持欧洲极右翼政党。此情此景，让不少人担心马斯克会否威胁民主政治的运作乃至全球政治的稳定。
那么，索罗斯和马斯克，谁对民主政治和全球稳定的威胁更大？答案显然不是梅洛尼说的那么简单。无论是索罗斯还是马斯克，都是复杂、多面向的人，既不宜简单说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又不能简单说他们所起的正面作用大还是负面作用大。
特朗普与马斯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比赛
对于索罗斯来说，他的金融投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存在道德争议，但他以“开放社会”为理念的巨额捐赠行为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的“开放社会”理念合乎自由民主价值，他的许多捐赠行为具有积极意义，比如他对种族隔离时期南非黑人、欧洲难民危机时期的难民团体的捐助。另一方面他忽略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现实，他的政治介入被批评者视作操弄选举和输出颜色革命。
对于马斯克来说，如果他能监督政府预算的浪费和不合理之处，能促进政府效率提升，能带动科技和工业的发展，那无疑是世人乐见其成的，反之，如果他的行为主要是激化矛盾、加剧撕裂、以权谋私、谋取不当利益，那无疑是世人所厌恶的。
无论是索罗斯还是马斯克，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他们本人是好是坏，而是在于为何他们会对政治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从选举所期望的民主政治理想来看，人民的统治、主权在民才应该是目标，可马斯克、索罗斯的例子说明选举政治所期望通向的民主天秤已经因为以富豪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多影响而失去平衡。
马斯克1月9日上传视频，他在片中采访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AfD）党魁魏德尔，并促请民众投票支持
这样说并不是指马斯克、索罗斯的政治介入一定是操弄政治、以权谋私，而是说当选举政治的运转为以富豪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发挥过多影响预留巨大空间时，势必会让权力监督和制衡的天平失衡，进而诱使那些能对选举政治施加过多影响的以富豪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自利理性驱使下谋取过多利益。毕竟，民主政治的理想绝不能寄希望于以富豪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仁慈的、公正的。
举个例子，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固然会存在致力于人民福祉的明君、贤臣，但放在更大背景来看，明君、贤臣终究是少数，而且难以持续。这是因为君主专制的权力结构严重缺乏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
同样道理，选举民主虽相比于君主专制是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存在权力监督和制衡天秤失衡的时候，其中一个关键例证是以富豪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选举政治的运转中发挥过大作用。这就使得尽管有一些富豪或精英是基于公益之心来介入现实政治，但放在更大背景来看，能对选举政治施加过多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诱使选举政治笼罩在不公的阴影之下。所以，长远来看，问题关键不在于马斯克和索罗斯，而在于是否有合理的权力结构能将富豪、精英的政治介入角色约束在合理范围，让精英和大众能相互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