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的时代。清朝的官员，往往被视为贪腐的象征。那么，清朝的官员究竟有多少收入呢？他们的收入来源又是什么呢？

俸禄，是清朝官员的基本工资，按照官员的品级和职务而定。清朝的官品实际上分为十级，正一品为最高，从九品为最低。知县一般为正七品，也有少数为从七品，是最低级的文官。

根据《钦定户部则例》，正七品知县的年俸为45两白银，没有俸米供应。一两白银的购买力，随着时代和地区而有所不同，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到10000元人民币之间。这个收入，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已经相当可观了。

但是，这还不是知县的全部合法收入。从康熙朝开始，清朝实行了“高薪养廉”的政策，给予官员一定数量的养廉银，以减少他们的贪腐倾向。养廉银的发放标准，根据官员的品级、职权和任职地区的经济情况而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正七品知县的养廉银为600两白银，乾隆朝时，提高到了1200两白银。这就意味着，知县的养廉银收入，至少是他的年俸的十三倍，最多是二十六倍。

加上养廉银，知县的合法年收入，至少为（45+600）x200=129000元人民币，最多为（45+1200）x200=249000元人民币。

除了俸禄和养廉银外，清朝官员还有一项合法的工资补贴，那就是公费。公费，原本是用来补偿在京官员的日常办公损耗、公费，原本是用来补偿在京官员的日常办公损耗、车马损耗等的费用，后来逐渐延伸到外省文官。

根据《清会典》的记载，光绪年间的知县，公费的标准则根据知县的等级和职权而有所不同，一般在100两到300两之间。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清朝知县的公费收入，大约为250两白银。综合起来，清朝知县的合法年收入，大约为（45+600+250）x200=179000元人民币，相当于每月14916元人民币。这个收入，已经超过了今天北上广大部分白领的水平。

除了上述的合法收入和生活开支外，清朝知县还有一些其他的收支，有时候会影响他们的财务状况。清朝知县的其他收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赈灾、赏赐和贡献。

赈灾，是指官员在遇到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动乱时，为了救济灾民或者维护治安，而从自己的私囊中拿出的金钱或物品。

清朝知县的赈灾支出，有时候会很大，甚至超过他们的年收入。比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江苏省海安县发生了大水灾，知县王鼎芳为了救济灾民，自己先后捐出了3000两白银，又从亲友处借了2000两白银，共计5000两白银，相当于他的合法年收入的二十八倍。

赏赐，是指皇帝或者上级官员，为了表彰官员的功绩或者节日，而给予的金钱、物品或者荣誉。清朝知县的赏赐收入，有时候会很丰厚，甚至超过他们的年收入。

比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广东省潮州府知府陈璞，因为在平定白莲教起义中立下了大功，被皇帝赐予了金币1000枚，银币10000枚，绢匹1000匹，绸缎1000匹，还有其他各种珍贵的物品，总计价值约为50000两白银，相当于他的合法年收入的四百二十倍。

贡献，是指官员为了表示对皇帝或者上级官员的忠诚或者感恩，而主动上缴的金钱、物品或者人才。清朝知县的贡献支出，有时候会很昂贵，甚至超过他们的年收入。

比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河南省南阳县知县李璞，为了庆祝皇帝的生日，自己捐献了3000两白银，又从地方上征集了3000两白银，共计6000两白银，相当于他的合法年收入的三十四倍。

清朝知县的其他收支，有时候会让他们的财务状况发生巨大的变化，有时候会让他们陷入困境，有时候会让他们暴富。

清朝知县的收支虽然复杂，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清朝知县的财富积累，主要有三种方式：贪污、逃亡和退休。贪污，是指官员利用职权，非法占有或者挪用公共财物，以增加自己的私人财产。

清朝知县的贪污行为，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假造账目、虚报人口、克扣俸禄、私卖官印等。贪污的金额，根据知县的机会、手段和胆量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一个知县在任期内，能够贪污的财物，高达数万两白银，甚至上百万两白银。

逃亡，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因为害怕被查处或者想要享受自由，而擅自离开职位，带走自己的财物，逃到其他地方。清朝知县的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在清朝后期，官场腐败，朝政混乱，民间不安的情况下。

逃亡的金额，根据知县的财富、胆量和目的地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一个知县在逃亡时，能够带走的财物，至少有数千两白银，甚至有数万两白银。退休，是指官员在任职期满或者因为年老、病弱、丧亲等原因，而正式辞去职位，回到自己的家乡，享受晚年。

清朝知县的退休情况，有时候会很顺利，有时候会很困难，取决于他们的功绩、关系和运气。退休的金额，根据知县的财富、名声和家庭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一个知县在退休时，能够保留的财物，至少有数千两白银，甚至有数万两白银。

清朝知县的财富积累，有时候会让他们成为富豪，有时候会让他们成为逃犯，有时候会让他们成为隐士。

清朝知县的收入、开支和财富，虽然可以从数字上反映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不能完全反映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清朝知县的生活满意度，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心态、价值和选择。清朝知县的生活满意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幸福、烦恼和悔恨。

幸福，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能够忠于职守，为民造福，得到百姓的敬爱，得到上级的赞赏，得到同僚的友谊，得到家人的支持，得到自己的安宁。

清朝知县的幸福例子，有很多，比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江苏省海安县知县王鼎芳，因为救济水灾，被百姓称为“海安之父”，被皇帝封为“忠孝节义”；

嘉庆十八年（1813年），广东省潮州府知府陈璞，因为平定白莲教，被百姓称为“潮州之神”，被皇帝封为“忠勇清廉”；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浙江省嘉兴府知府林则徐，因为禁烟抗英，被百姓称为“林爷爷”，被皇帝封为“忠贞节义”。

这些知县，虽然收入不一定高，开支不一定低，财富不一定多，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充满了幸福和荣耀。

烦恼，是指官员在任职期间，不能够尽职尽责，为民服务，反而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招致百姓的怨恨，招致上级的惩罚，招致同僚的敌视，招致家人的冷落，招致自己的不安。

清朝知县的烦恼例子，也有很多，比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山东省济南府知府刘墉，因为贪污巨额，被百姓告发，被皇帝革职查办，被同僚唾弃，被家人抛弃，最后在狱中自杀；

嘉庆十五年（1810年），广东省广州府知府黄国梁，因为勾结鸦片商，被英国人绑架，被皇帝撤职追究，被同僚嘲笑，被家人遗弃，最后在英国人的船上死去；

道光十八年（1838年），河南省开封府知府林清，因为搜刮民财，被百姓起义，被皇帝罢免逮捕，被同僚背叛，被家人背弃，最后在狱中被杀。

这些知县，虽然收入很高，开支很低，财富很多，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充满了烦恼和耻辱。悔恨，是指官员在退休后，回顾自己的一生，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和良心，而感到后悔和自责。

清朝知县的悔恨例子，也不少见，比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江苏省苏州府知府王维均，因为在任职期间，贪污无度，欺压百姓，导致苏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被皇帝罢免下狱，后来虽然被赦免，但是在退休后，深感自己的罪孽深重，而写下了《悔过录》，忏悔自己的罪行；

嘉庆十四年（1809年），山东省济南府知府李鸿章，因为在任职期间，勾结地方势力，搞钱色交易，导致济南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被皇帝革职查办，后来虽然被赦免，但是在退休后，深感自己的愧疚，而写下了《悔过文》，忏悔自己的罪行；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广东省广州府知府钱龙锡，因为在任职期间，纵容鸦片贸易，与英国人勾结，导致广州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英抗议，被皇帝罢免逮捕，后来虽然被赦免，但是在退休后，深感自己的无耻，而写下了《悔过状》，忏悔自己的罪行。

这些知县，虽然在任职期间，享受了权力和财富，但是在退休后，却感到了空虚和悔恨。

清朝知县的收入、开支和财富，虽然可以从经济角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但是不能完全反映他们的生活品质。

清朝知县的生活品质，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心态、价值和选择。清朝知县的生活品质，有时候是幸福的，有时候是烦恼的，有时候是悔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