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一切”，是判断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的名言警句，然而有时候即使有了态度，还需要时运的加持，因为“时运”的背后，往往意味着“时代的脉搏”。今天要讲的故事，就和时运有关，我们从一位NBA篮球运动员林书豪说起。

林书豪，来自中国台湾，他是一位在NBA创造了传奇的球员，作为传奇球员，自然有他的独特之处。首先林书豪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这在NBA球员中就属罕见，尽管NBA球员从体系上都是上过大学的，然而学习成绩好的球员却不多，他们多数作为体育特长生存在校园中。林书豪不同，他是正儿八经的哈佛名校生，不过哈佛毕业生在商界是宠儿，在NBA篮球界就不一定了。不但不受重视，还可能被鄙视，毕竟这个学校并没有太深厚的篮球底蕴。

除了常青藤名校生的身份，林还有一个华裔身份。尽管姚明作为中国球员已经证明了黄皮肤也能立足NBA，但姚明有姚明的先天优势，毕竟2米36的身高很多球星都比不了。而林书豪作为华裔球员的特殊在于，他主打后卫，需要的是速度和身体控制能力，这就难能可贵了，因为体育界的刻板印象是认为黄种人在速度和控制力方面相比于黑人和白人不占优势，这也是当年刘翔成为110米跨栏冠军，连日韩两国都觉得激动，说他是“亚洲之光”的原因。刘翔打破了黄种人缺乏速度基因的刻板印象。

命运总是出其不意，偏偏就是这样有着“并不拔尖”出身条件的林书豪，却作为一个华裔球员创造了被称为“林疯狂”的篮球奇迹。

这还要从他的篮球职业生涯早期开始说。因为他的大学出身和黄种人背景，林当年在选秀中落选了，没有任何一个球队与他签约。于是早年间的林一直颠沛流离在不同的球队中，随时可能被裁掉或者接近被裁掉，按照NBA的黑话，就是“看饮水机的”。

然而某一天，机会突然降临了，林书豪在纽约尼克斯打球的时候，由于其他球员受伤无人可用，教练安东尼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派上了“板凳席上看饮水机”的林书豪。孰料，林书豪作为不能上场的板凳球员，居然一上场就爆发，带领球队实现7连胜。

有历史记录为证：

在林书豪的前三场、前四场以及前五场首发的比赛中，分别得到了89分、109分以及136分，三个数据成为自1976—1977美国篮球协会和NBA合并以来的赛季最高纪录。

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其中有一场林参加的比赛，是尼克斯vs湖人。在比赛开始之前，记者问湖人的当家球星科比“你怎么看林书豪”，科比一脸傲娇的说“我不认识他”。结果这场比赛林书豪拿了38分，且尼克斯战胜了湖人。赛后记者又问科比对林书豪有什么建议，科比说“他都拿38分了，我还能有什么建议……”

从无球可打的板凳球员到带领球队胜利的先发球员，这一切来的太快，体育界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林疯狂”，英文是Linsanity，L（林）和insanity（疯狂）的英文组合。林书豪一时间成了媒体宠儿，期间还有一部电影纪录片《林疯狂》上映，鼓舞了无数在职业生涯中受到暂时挫折的人。

我们不否认林是一个态度非常认真的人，但是时运依然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如果那一刻不是其他球员受伤，如果教练没有一时兴起派林书豪上场，如果故事不是发生在纽约这一媒体聚光灯云集的地方，那么后来就不会出现“林疯狂”。

林书豪的故事，和接下来要讲的故事息息相关，故事角色代表的则是一个阶层——富豪/富商。

林书豪曾经效力过的NBA球队篮网队最近更换了控股股东，他是一名华人，和林书豪一样来自中国台湾，这人叫做蔡崇信。蔡崇信的另一身份是阿里巴巴的早期合伙人，曾经蔡计划未来把更多精力放在篮球队业务上，而非阿里巴巴。消息称，蔡崇信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收购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控股权，篮网队刚刚签下了两名超级明星杜兰特(Kevin Durant，受伤休赛一年）和欧文(Kyrie Irving) ，跻身冠军强队行列。

蔡崇信的这笔交易使篮网队的估值达到创纪录的23.5亿美元估值，创美国体育运动队价值新高，而蔡崇信随之身价倍增，根据《福布斯》的数据，蔡崇信目前净资产97亿美元。

那为什么蔡崇信要投资一只球队呢？这就反映出一个阶层的现象：富豪们爱买球队。

蔡崇信可不是唯一一个投资球队的富豪。实际上，财经媒体《福布斯》2015年曾经发布过一个调查，福布斯的美国400富豪榜（Forbes 400 2018）中，有39人在北美四大职业体育联盟中拥有一支或多支球队，占比9.75%。不过反观中国，这个数字是2.25%，在最富有的400个中国人中，只有10人左右在中超、中甲或CBA联赛中拥有球队（家族企业或富豪夫妻算一人）。

按照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美国富豪真的很爱体育。偶然中往往存在必然，其实一切只是年龄使然。如果仔细研究这些Forbes 400富豪，就会发现一个规律，这些投资球队的富豪年纪都比较大，60、70岁是常态。举几个例子，比如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原微软联合创始人，现NBA洛杉矶快船队老板，身家216亿美元，他64岁；比如保罗·阿伦（Paul Allen），也是原微软联合创始人，他是NBA波特兰开拓者队、NFL西雅图海鹰队老板，身家178亿美元（统计的时候62岁，现在已经过世）。

也就是说，这些富商，除了家族一直在投资职业体育的人之外，其他人很多是功成名就后，才开始投资体育事业的，蔡崇信就是这种情况。

为啥富商退休喜欢玩体育呢？道理很简单，他们投资体育，是为了在商业时运结束之后，延续商海搏杀的感觉。

很多富商的成功，要靠态度、能力，但也靠时运。巴菲特就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个把握了时运的例子，他毫无疑问是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前不久还被拍卖了一顿千万价值的午餐，很多企业家竞标“巴菲特午餐”，不惜花重金与股神吃饭以期望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但有研究者发现，巴菲特的投资成功历程，实际上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重合。如果没有这个大背景，那么他的价值投资会大打折扣，可以说一个时代成就了一个人。

对于时运的作用，小米创始人雷军应该很认同，因为他有句名言，“风口来了猪都能飞”。所以雷军就是充分认识到时运重要性的人，所以他旗下的投资基金名字叫做「顺为资本」，可不就是即顺势而为、顺应大趋势做事的意思。

然而时运往往是有时间期限的，只能在阶段期让他们顺风顺水。

当富商们的主营事业的时运告一段落，他们就要退出商业的历史舞台么？显然有些人不愿意，但是也没有好办法。一方面年事已高，再在商场上搏杀，难免力有不逮，因此，把精力放在一些小资产阶级情绪上就是不错的选择，体育尤其适合，因为体育和商业血脉相连。

都说商场如战场，其实体育场也如战场。有人就曾这么说，奥运会就是不开枪的战争：

“奥运会源起于希腊，古希腊的各城邦经常发生战争，这时有人提议不如进行体育比赛吧，毕竟希腊人崇拜健强的体魄，还可以互相交流感情。于是，在奥运会期间，大家就商定好不打仗。”这么看，最早的体育竞赛说是战争的替代品也不为过。

除了蔡崇信，还有一个科技界名人，用来理解时运和基因延续更合适不过。他就是微软前CEO史蒂夫‧鲍尔默。

鲍尔默是一个特别有激情，也很好斗的企业家，经常在开商业大会的时候呐喊发言，是知名的“咆哮老板”，他曾经在微软一个早期的Windows推广中大喊“Windows！Windows！Windows！”，表情之疯狂几乎溢出屏幕，成为科技界著名的历史桥段。他曾经一度带领微软辉煌，但是在职业生涯后期，却饱受华尔街和客户诟病，被认为思路已经跟不上时代变化。我们且不提鲍尔默的成就，但显然他的能力才华只带给他一段时运。最后微软换帅，萨提亚上场，微软公司的股票当时就涨了起来。

“好斗”的鲍尔默不甘于此，退休不久的他很快又出现在体育场上，成为了NBA球队洛杉矶快船队的股东。他现在依然不改咆哮风格，在球场上为球队鼓掌呐喊的样子，与当年在宣传片中咆哮的他如出一辙，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这个人压根没离开商场，也就没离开战场。

因此，富豪们经营体育事业一举两得：一方面职业体育也是一项可以赚钱的买卖，另一方面就是可以满足血液里的商业嗜血本能，体育就是和商业最接近的副业。当然，体育并非延续老板们退休后的唯一道路，比如很多人会选择做风险投资，虽不用做具体业务运营，但被投资企业的成功，也是一种间接延续商业基因的方式，这和买球队的感觉是很像的。

一些富商延续战斗，还有一些选择不再战斗，转而附庸风雅，拥抱琴棋书画。比如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曾经在华谊如日中天的时候“三年壕掷8亿购买艺术品”。其实投资艺术也是一种历史传统，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三杰”，这波艺术浪潮实际上就是15世纪的土豪们扶植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当时美第奇家族的投资，就没有之后的文艺复兴。

还有人选择为情怀战斗，比如做慈善。很多富商在做慈善，不过“慈善”和“慈善”是不同的。有些人选择慈善，是为了避税或者名声等欲盖弥彰之事，但有些人做慈善是真解决问题。这里的佼佼者就是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作为前世界首富，他一直与妻子通过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并且盖茨做慈善不是简单的捐钱，作为科技界领袖，他领导开发了很多技术方案去真实地解决第三世界的穷人问题，比如“解决卫生危机”的无水厕所，“防止艾滋病和意外怀孕”的下一代避孕产品等，这些都为了改善人类医疗保健条件、并减少全球贫困。

一个人有时运，一个阶层有时运，再放大看，社会运行依然有时运。

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时，几乎没人觉得他靠谱。但是在金融危机后，美国蓝领面临生存危机之时，一个说话不留余地，把美国问题归结为被全世界其他国家占便宜的候选人，就成了神选之子。如果把时间倒回数年，特朗普却只能是那个很受欢迎的真人秀主持人。

而在2020年的关口，一个新的具备主角光环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正在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华裔——杨安泽。他不是第一位候选美国总统的华裔，却是真正值得关注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他在竞选时的一句口号是“给每个美国成年人每月发放1000美金”。其实在西方社会，选举的时候承诺给公民发钱不是新鲜事，但杨安泽发钱的理由很独特，他认为社会正在越来越分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要给穷人发钱。有意思的是，特朗普认为美国经济的衰落，底层人民的痛苦是其他国家的“计谋”，但是杨认为贫富差距的关键是技术革命。他的“1000美元计划”解释为——“机器人可能对人类带来的毁灭，而联邦政府每个月发1000美元给每一名18岁至64岁的美国人，可以让每个人至少能够维持起码的稳定生活”。他是真正看清了时运变化的人。其实国与国之间在未来都是内部矛盾，人与机器才是外部矛盾。

由于人工智能等自动化技术越来越发达，大量的蓝领工作即将消失，比如卡车司机、生产线工人，取代这些工作机会的都是大型科技公司、一些数据富集的公司。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社会就会变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因此杨安泽希望“从大科技公司多收一点税，以便那些无工作可干的蓝领或社会底层能够略安心的生活”。

杨的这一想法与很多科技巨头英雄所见略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公开表达了对杨的支持。盖茨也曾经在接受一个采访视频中支持“向机器人征税”时也说道：“在工厂中创造5万美元的价值，人类会为这个价值缴税；如果机器人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对机器人征收同等水平的税”。但是盖茨、马斯克，并非是反技术的自然原教旨主义者。如果把盖茨的整段视频看完，会发现他的想法并非要通过收税来延缓机器人的发展，反倒是担心如果机器人替代了原来的工人，那么这些工人必然会离开现有的工作岗位，于是就想通过收税来进行失业人群再就业培训和生活补贴的方式，来合理和持续的给人工智能提供一个良性的发展。包括杨在内，这些人都是真正懂技术的人，他们知道技术善，也知道技术之恶。

1999年，一部划时代的电影《黑客帝国》上映，它真正开启了对人与机器关系的哲学高度思考。20年后，《黑客帝国》第四部续集宣布开拍，电影公司作为商业机构，从来不主动做亏钱的买卖。因为漫威和索尼版权生意谈不拢，钢铁侠钦定接班人的蜘蛛侠甚至要离开刚踏进门的复仇者联盟。《黑客帝国》的重启，和越来越多人关注人与机器的关系密不可分。

技术的发展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前三次工业革命来看，技术会整体上给人类带来福祉。但是，这种福祉，却并非能平衡到每一个人，他们会成为社会总体福祉要被付出的“代价”，谁来关心他们的“时运”？谁可能就抓住了新的“时运”，因为他们可不是“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