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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妙平衡：两党重组与选情预期ESSRA：美国2024大选刚刚结束预选，已经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意外的情况。经过特朗普枪击事件，民主党更换候选人，两党副总统候选人确定等一系列事件后，我们最终看到的是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辩论对决。回望过去，自从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美国政治动荡和斗争异常剧烈。您如何看待迄今为止本次选举中两党的争斗格局？张泰苏：首先，需要指出，从2016年开始，对美国两党来说，每一次选举都是关乎决定国家走向的生死之争。这种性质的选举在美国历史中并不常见。回顾此前选举，无论是2004年克里对决小布什，还是2012年奥巴马对决罗姆尼，两党攻讦固然激烈，但细究两党核心政策却差异不大，争论的都是细枝末节，反过来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美国仍然是一个有着精英共识的国家。而现在，白宫每次易主，带来的都是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调转。本次大选自然也不例外。美国政党政治也出现了从代表性到组织的多重变化。90年代初，共和党曾经是精英阶层的代表，民主党则是蓝领工人的代表，而如今情形正好相反。在组织层面，2016年以前的共和党曾经被认为是党派纪律强、高度制度化的，民主党则是较为松散的联盟，如今情况也对调了。民主党反而成为了高度制度化的、具有精英风格的政党。这种转变，在“换登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党派利益危急存亡的关头，将现任总统从候选人的位置上换下，这在如今的共和党中是绝不可能做到的。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更换候选人之后，哈里斯的民调数据和竞选表现比很多人预想中要好很多。这种预期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所有人都过度高估了特朗普的政治能量；第二，大家同样过度低估了民主党政党机器的运行效率。现在外界对特朗普的判断，是以2016年的选举表现为基准的。在其对手是拜登的时候，特朗普的表现看起来也基本维持了一贯的基本风格，抓住拜登的各种问题进行攻击。但在攻击对象骤然变成哈里斯之后，他展示出的政治直觉和反应能力远不如2016年。如果是当年，他完全有可能迅速结合枪击事件和检方对他的诉讼，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受迫害的形象，并通过不断重复，加强支持者和公众对他的认知定式，激起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痛恨。而只要他咬死自己是一个受迫害者，同时坚持攻击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将美国人过去四年中在经济上经历的痛苦跟民主党绑定，效果会很好。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政治敏锐性，面对哈里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似乎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她。而他提名的副手人选万斯（James David Vans）也没有很好地跟他形成配合，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的竞选负资产。哈里斯一方，从8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刚刚结束的电视辩论可以看出，民主党机器在关键时刻依然能爆发出力量，将党内各种派系迅速凝合在一起，对外表达出一致性。在民主党决定换掉拜登的时候，党内的预期并不是胜选，而是止损。他们自己都认为胜选的可能性不高，但是要尽量调动起选民的积极性，不要在白宫和国会双线惨败，保住尽可能多的国会席位。就目前的效果来看，民主党竞选机器启动后体现出的能力比外部预想的要强。党代会演讲和电视辩论中，哈里斯的表现比2020年竞选时要好一些，但总体来说中规中矩，政策主张也很中庸，没有什么特别亮眼之处。这反映了民主党根据现实情况采纳的核心竞选策略——哈里斯的形象越模糊越好，她不需要过早被定性，她身上唯一需要凸显的品牌标签就是“她不是特朗普”，而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不是特朗普的正常政客。这样的形象，有助于吸引和整合所有对特朗普不满的人群，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有什么身份政治上的标签、对经济政策持何种态度，让这些不同的选民都能接受她。加上她自身的少数族裔、移民、精英女性形象，配合她的副手沃尔兹（Tim Waltz）的乡村白人男性形象，可以拉动尽可能多的支持。从民主党内部机器的角度来看，这种策略也意味着，无论是推举哈里斯还是随便哪个没有政治抱负的民主党州长，差别不会太大，只不过哈里斯在提名斗争过程中是各个派系最不容易绕过去的一个人，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她能迅速统一党内各方势力。相比之下，共和党要散乱得多。从2016年至今，共和党的组织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特朗普个人化组织，一旦离开特朗普，党内很可能没有办法形成任何协调。这一点在去年10月更换议长的事情上也有所体现，凯文·麦卡锡被罢免之后，共和党拖了三周时间，才选出迈克·约翰逊接任他的位置。像民主党今年这样效率，在一个月内完成协调，换掉拜登，并且在重要场合对哈里斯形成几乎一致的支持态度，当下的共和党是做不到的。然而，特朗普也已经快80岁了，即使今年当选，也只剩最后四年任期，一旦特朗普不再影响共和党，其党内的深层分裂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明显。综合各方面情况看，今年大选结果如何，依然只能说是一个未知数。2 “架空政府”：美国的财阀统治和离散政治
ESSRA：美国大选一贯是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一场选举，在大选进程中频发的事件甚至闹剧，以及对它们的观察分析，也在不断地消耗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如何从制度层面理解美国政治的运转？在您开头所提及的激荡摇摆的两党竞争中，背后有什么制度性或者结构性的分析要素？张泰苏：美国大选的极化和不确定性增强固然已经昭显，但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到一种容易被选举的热闹遮蔽的常识：美国选举，甚至说美国的国家政治，对其国家机器、经济体制运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如果我们从东亚的经验，甚至从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经验出发，这一点是很难理解的，但美国从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联邦政府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小政府，它的联邦决策层能够决定的事项非常少。只不过因为美国国家实力，所以联邦政府的绝对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很大。而美国政策，就像今天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主要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而其最终能够对决策形成有效影响力的，是精英阶层里的大资本、大财团，他们掌握着美国大多数的资源，也控制着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制度。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国内制度安排，他们已经将国内主要政策基本锁死，而政界、学界、媒体的精英们也很清楚自己的服务对象究竟是谁。因此，无论大选吵得多激烈，看起来多热闹，最终无论上台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都不能撼动美国的运行机制和内外政策。比如说，在医保和国防这两个重要的政策领域，无论谁当总统，都只能进行微调。共和党不可能废除医保，民主党也不可能真的削减国防。这导致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有些话题看似吵得很热闹，但大多是一些情绪上的空话，争的更多是意气，而不是规则、制度、举措层面的问题。普通人的经济情况，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解决方案。在社会议题方面，围绕身份、性别、种族等等问题，一些人表达很激烈，但在美国社会中这些人并不是大多数。所以我们只看美国政治，会感觉它堪称幼稚。政客都像作秀，政治活动好像骂战，政策规划也没有什么稳定性，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大国的政府。美国似乎是很难被理性治理的，充满混乱的，经常被突发的政策冲突所左右的，因为美国体制真正核心的稳定的内容并不在政治范围之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让联邦政府的重要性下降，将政治从国家治理中抽离，是美国整个精英阶层的默契。近20年来，这种倾向变得尤为明显，行政国家不断扩张，法官的决策权、裁量权有所扩大，国会的重要性则在不断缩小。整个体系持续向着更符合大资本需求的方向变化，官僚行政化和司法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不论是谁赢得大选，都无法对美国制度的基本盘造成深刻影响。以我所熟悉的法律体系为例，美国历史上真正给法律制度带来重大改变的案例并不多。很多人认为两党都在争夺最高法院，当下最高法院被保守势力控制，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美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法院相比政治而言，所扮演的都更多是一个保守的角色。我个人很认可托克维尔的观点，法律人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偏向保守主义的。通过法院来引发深层社会变革，是极少发生的事情。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大资本更青睐押注于法院，因为法院体系天然有助于美国当下制度的延续，而当下的美国制度，又是符合大资本的利益的。讽刺的是，这种由大资本长期推动的利益制度化的机制，正是特朗普一开始想要反抗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特朗普代表了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大财团利益政治固化的反抗，因为这套体系对这些民众的需求越来越不敏感，因此他们选择在2016年的时候支持特朗普。但是，随着特朗普经历第一任期及之后的起伏，他明显从起初的民粹主义立场中退却了。最明确的信号就是特朗普和大资本重新绑定的趋势。2016年的大选中，美国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精英，都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当时从“红脖子”支持者们的理念出发，坚决反对包括合法移民在内的移民政策，几乎得罪了所有依赖于高技术移民的美国企业。如今，特朗普重新向传统的共和党政策靠拢，也不再反对合法移民，靠减税、反身份政治等立场重新赢得了如马斯克在内的一部分大财团的支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特朗普不具备成功革命者的人格和素养，他没有任何清晰坚守的意识形态。如今他的转变，颇有“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意味。精英们架空联邦政府的“隐形国策”，导致美国当下的政治出现既稳定又僵化的状态。这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排除了社会因为政治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如果政治走到极端，会变成拉丁美洲左右急转，社会遭受的伤害会非常大。ESSRA：从您的说明中我们感受到，美国制度的惯性极强，昙花一现的特朗普现象也无法动摇这种格局。但是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阶层和普通人之间的撕裂仍在持续加深，尤其是从金融危机以来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分化，导致民众对资本和政府积累了诸多不满。这和美国政治稳定的现状构成了一种悖论。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张泰苏：美国社会的真正撕裂，确实就在于精英阶层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撕裂，而且在制度锁死的前提下，这种撕裂也很可能会越来越深。它之所以与美国的精英统治长久共存，在于美国政治体制本身的高度离散性，而且精英们也在有意增强这种离散政治。美国大量的冲突不在华盛顿的政治中，而是分散在企业和工会之间、学校与知识分子内部、移民与本地人之间、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等等，但这些冲突又没有一个足以致命。这些冲突真真假假，或大或小，每天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在消耗着民众的注意力，导致阶层的撕裂反而无法成为统合全国的核心政治冲突点。真正威胁到这套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恰恰是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政治。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没能撼动美国政治基本盘，其实也反过来说明，美国的民粹主义充其量只能算半吊子的民粹主义，它的烈度比拉美或者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相去甚远。重大改革和革命的力量，往往需要民众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忍到极限，才会积累和爆发。美国太过于得天独厚，资源富足，至今还没有经历多么深重的痛苦，很难生发出真正的革命性力量。自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将近两百年期间几乎没有遇到过真正生死存亡的时刻，所有美国人打的仗都在海外，每一次出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往往第一个走出萧条。这样的国家经历，使得美国的民粹政治始终缺乏严肃性，所以寄希望于美国的民粹政治改变当下大格局，我觉得这不可能。他们确实有诸多不满，可是这种不满的结果，就是选出了特朗普这样一个代言人，他看似揭露了美国的一些问题，本质上却是跟控制美国的精英、资本们站在一起的。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民间积累的愤怒，同时也消解了民粹力量的积累、凝聚的可能性。今天的美国政客里，万斯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中性意义的）民粹主义者，他的成长经历让他能够理解美国普通人的痛苦，又有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但因为身份政治的原因，他恰恰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副总统候选人。从资本治国角度来看，美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甚至可以说美国从建国开始，国父们就在有意识地防范美国出现真正的民粹政治。因此，美国社会的撕裂没办法通过精英和民众的妥协来解决。特朗普归于主流化，让精英在日益尖锐的社会撕裂中得以再延续甚至加强其基本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延续只是延缓而非取消冲突。不过话又说回来，美国也从没未过主动解决这种社会撕裂的历史经验。80年代的美国面临同样的精英和民众分裂局面，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冷战末期苏联突然垮台，让美国获得了一大波红利，同样是意外消解了内部政治的冲突。美国有太多靠外部冲突来稀释国内阶层分裂的例子。矛盾是可以稀释的，压力是可以转化、释放的。美国还可以通过主动塑造外敌来达成这样的目的。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甚至试图将日本塑造成外敌，而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处于美国军事殖民之下的国家，甚至政治体制也与美国一样是民主制度，根本不具备成为其外敌的基础。如今，美国塑造的这个外敌就是中国。如果说美国在各阶层、各方面能形成什么共识的话，最大的共识就是要遏制中国，比如要用跟中国类似的产业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即使不能全部回流美国，也要变成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等等。特朗普时期发起的最剧烈的变革，其实就是对华贸易战。这种靠对外转移压力来加强体制稳定的做法是否可持续？我倾向于认为，只要经济上能撑下去，美国当下这种表面混乱内核稳定的制度也许能持续很久，但是确实它会导致内部的很多矛盾不断加深，但问题是即便是阶级矛盾，在这种政治环境之下，也不见得能够推翻一个政体。我们对政治的许多传统认知已经不太能适用于现在了，而依靠当下的认知，很难轻易下一个结论。只能说，就横向比较而言，美国的政体仍然比世界上绝大多数政体更稳定。3 中国作为“释压阀”：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走向
ESSRA：您说美国一贯通过塑造外敌来释放国内矛盾，但是回顾历史，我们经常发现，美国对外政策反而在国内制造了新的矛盾，远如越战，近到去年的巴以冲突。怎么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成败对于美国内部政治的影响？如果说，世界秩序正在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转向“后霸权秩序”，美国对外施释压阀的机制会否失效？张泰苏：虽然外敌是美国社会的释压阀，但美国普通人其实并不关心对外政策，可以说美国人对其他国家都不怎么关心。“制造外敌”虽说是转移矛盾的策略，但“外敌”也仅仅是美国离散政治中的一个普通议题。对外政策是仅限于美国精英阶层的话题，民众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力几乎为零。历史上，只有越战期间美国在国内大规模征兵，外部活动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生存感受，才形成足够强大的民意，最终迫使美国结束越战。就近年的两场主要冲突而言，俄乌战争对美国普通民众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外交精英非常在意。俄乌战争对美国政治的冲击在两党精英的分歧上，但仔细看，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表现出来那么深。巴以冲突带来冲击更强，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在大学教书的人来说，感受是很深的，但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学生们的抗议没有太大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在政治上深度绑定，所以国内掌握资源的阶层基本是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民主党方面可能还会讨论一下，看看以色列的手段是不是过度了，共和党就连这种考虑都没有。而且美国也并不一定需要对外胜利，或者说，胜利是可以被定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军事层面上的失利层出不穷，从朝鲜战争到越战，以及阿富汗战争。但是，一方面，在大多数时候，美国都可以通过它的宣传机器把对外活动打造成胜利。另一方面，民主机制也确实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使得美国容错的弹性更高。真正需要关注的可能是经济层面的失败，因为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霸权的失败，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美国经济不再是领头羊，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而这个问题才是“后霸权秩序”会否到来的核心关键。从相对角度来看，美国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控制能力肯定是下降了，中国硬实力上升、第三世界整体的经济政治力量崛起，对美国有很大冲击，它的掌控力比90年代高峰期的肯定已经降低不少，但问题在于之后20年是否还会继续下降。具体来说，硬实力上，美国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通胀的问题、外债的问题、贫富分化的问题等等，但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比，也很难说哪个主要经济体的未来发展一定会比美国更好，中国也只是刚开始成长为和美国相对平等的竞争者，离超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经济霸权彻底消失，估计还需要很久。软实力方面更难评估，我认为软实力的上升要依靠非常长期的硬实力优势，变化周期至少是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点从英国的衰退历史也能看出来。所以要说美国软实力进入衰退，这个判断还太早。ESSRA：中美关系对于中美双方和世界各国来说都至关重要。一方面，正如您所说，对华政策已经成为美国两党最大的共识；另一方面，大家又很关心美国两党谁执政对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不同影响。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未来对华政策的具体走向？张泰苏：许多分析都证明，中国这个作为“释压阀”的外敌角色，在未来非常长的时间都不可能有所改变，所以对抗中国也一定是未来美国政治宣传上长期固定的态度。两党和整个资本阶层在这一点上有着高度共识，也在产业政策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例如对中国加关税，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美国汽车和新能源产业，拉动欧洲等盟友一起限制中国新兴产业等等。核心就是要把至少一部分产业拉回到美国的控制下，与此同时，不能让产业链过度集中在中国。这些方面，两党都是绝对共识。在大方向固定的前提下，两党对比，特朗普的手段可能会更激烈一些，但从长期效果上看，他手段的持久性不如民主党。从拜登政府的外交表现就可以看到，民主党依然可以非常熟练地运用美国的传统外交手段，加深盟友关系的绑定。以欧洲为例，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美国对外政策体系是要收割全球其他国家利益的，马克龙等欧洲政客也想加强欧洲独立性，但在拜登任期内，美欧关系明显加深，修复了之前特朗普政府造成的裂隙。从美欧关系的角度看，俄乌冲突对美国是有利的。现在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唯一的变数是，特朗普倘若上台，关税政策会极端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对中国加税到什么程度，对其他国家是否也加税，在这些操作性层面上，两党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别。这种差别不在于方向，而在于具体手段。我们对两党对外政策立场的预设也应该更新。美国对外政策的争论其实并不太分左右，不管是鹰派还是鸽派，都有左派和右派的方式。早年大家觉得民主党比较倾向鸽派，共和党比较倾向鹰派，现在好像反过来了，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具有干预化色彩，但与此同时，共和党内部也存在非常强硬的人物。因此，分裂不仅存在于两党之间，也存在于两党内部。没有哪一个党派是和某一套对外政策相互绑定的，精英们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变化速度可以非常快。未来十年，中美关系的核心逻辑是不会变的，我们考虑的只能是在大趋势之下管控矛盾激化。当然，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关系想急剧变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美国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它有一套非常熟练的管控冲突的方案。中美也有长期协调的默契在，两国国内都有比较强的稳定性，对外政策上有基本的掌控能力。所以未来大概至少十几年里，中美必须在这种有底线的竞争框架里寻求平衡。*文章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组织访谈、整理。
作者：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兼任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比较法律和经济史、私法理论以及当代中国法律和政治。著有《儒家法律和经济学：前工业革命时期中英的亲属与财产关系》《清代财政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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