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对以色列近乎无条件的支持，构成了后者地区政策的可持续性的支柱。然而，本次加沙冲突中美国在军事层面的持续“加码”，可能导致美国陷入对中东无限制的安全承诺中。具体而言，美国当前“安全优先”的中东政策面临三种风险：（1）美军在中东增强的军事存在提高局势误判的可能，促使事态升级。（2）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将破坏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安全合作的根基。（3）美国重新陷入过度扩张的陷阱，导致地区冲突恶化。据此，作者认为，美国必须收缩自身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减少地区盟国和合作伙伴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从以美国为主的模式转换到以与地区伙伴协作为主的平衡模式。然而，收缩战略并非灵丹妙药，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美国实力下降而导致在地区利益之间顾此失彼。无论是收缩还是扩张，未来美国的中东政策将充满挑战。
2 大交易：美国中东政策新框架
文｜Maria Fantappie, Vali Nasr译者｜Zohair来源｜Foreign Affairs新年伊始，加沙战争以及中东局势都呈现出新的变化，2023年年底，包括“戈兰旅”在内的以色列国防军部分主力部队以及预备部队开始撤出加沙地带。加沙战争摧毁了美国推动的阿以和解进程，与此同时，加沙之外，红海、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的紧张局面揭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对抗结构，亦即以伊朗为核心的反美、反以联盟与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对抗。在当前局面下，美国联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制衡伊朗的设想已经失效，美国急需寻找稳定中东的新手段。本文认为，在加沙战争结束后，美国需要重新考虑其在中东的经济与政治安排，促成一个以沙特为核心、包含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大交易”。而这个交易的前提是承认美国在中东的失算，正视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地位和伊朗既定的地区影响力。第一，美国要以沙特为新支点来构建地区安全新框架，包括推动沙特成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键角色、通过与沙特达成包含军售和民用核技术合作内容的防务协定增强沙特的硬实力，以及支持沙特主导地区内的部分外交议程。第二，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应当从遏制转变为限制，缓和与伊朗的关系。美国人无法阻止也不应试图阻止伊朗和沙特乃至阿拉伯国家的和解趋势，而是要尽快与伊朗达成核协议，通过让伊朗融入地区秩序来稳定中东、以便让美国能够抽身转向亚太和欧洲。第三，长远来看，拜登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计划是吸引地区国家参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抓手，也是美国应对中国在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以往的中东安全架构中，以色列是重要支点。对以色列的战争支持损害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球舞台上的声誉，也削弱了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能力，这迫使美国重新考虑扶持以色列对抗伊朗的计划。将新安全架构的支点转向沙特和伊朗的设想，涉及美伊、美沙、美以多组关系的矛盾平衡，其中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设想一旦成为现实，将大幅降低美国在中东的负担，将美国从无意义的对抗和损耗中解放出来。
3 阿以和解：沙特向美国开出的新价码
文｜Tristan Volpe译者｜义德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加沙战争阻断了特朗普政府以来持续推动的阿以和解进程，然而，为了从中东抽身，美国需要在战争结束后继续推动阿以和解。近期，多方传出消息，美国和沙特已经接近达成历史性的安全协议，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包括民用核协议。沙特早有发展核技术的愿望，但是在国际层面有核不扩散体系的制约，而美国通常也不希望盟友直接获得核武器。本文探讨了以沙特为代表的美国盟友如何积极利用“核选项”的暗示来迫使美国满足其安全需求。2023年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各自获取核武器做出的表态。作为美国重要的盟友，韩国和沙特实际上尝试借鉴伊朗和朝鲜的核项目发展路径，并将本土核项目作为要求美国加强安全承诺的外交筹码。本文指出，韩国和沙特是否能实现其战略意图，取决于基于“核门槛”获得的对外议价权和本土核技术能力：核门槛发挥杠杆作用的关键是一国在“核扩散”威慑和“核克制”承诺之间达成平衡，而这需要一国小心地推动其核项目的进展，以期同时确保威慑和承诺的可信度。从结合核技术能力来看，潜在的核扩散国在核技术发展至中段，也即初步掌握核燃料循环时最有可能从大国处获得最大利益，而在前段或后段则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优势。韩国与美国核技术合作的框架性限制使得前者并不具备快速建立完整核燃料循环的先决条件，而沙特国内核工业的有限进展则使得沙特比起直接拨动“核门槛”杠杆更加依赖地缘政治筹码。从目前的局面看，若要推动沙特在战后重启与以色列的和解，美国必须提供更大筹码，而核浓缩技术则始终是一个潜在的讨价还价选项。4 沙伊和解：沙特的双重地区考量
文｜Leonardo Jacopo, Maria Mazzucco译者｜述垚、谈行藏来源｜Washington Institute2023年3月10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达成恢复双边外交关系的协议，标志着2016年以来两国断交且持续多年的冷对峙局面开始得到扭转。在与伊朗和解的同时，沙特还在美国斡旋下，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而据称，沙特向美国提出了要求安全保障和支持其民用核计划的条件。在中东地区，伊朗是沙特首要的地区竞争对手，而以色列则是阿拉伯世界共同的敌人，对抗以色列是沙特维系在阿拉伯世界声望的重要途径。为何在此时，沙特却同时推进和两大“死敌”的和解进程？本文结合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和沙特领导层外交政策风格的调整，对沙伊和沙以的和解进程作出分析。沙特外交政策风格经历了从谨慎到大胆进取，再到部分回归传统的过程。在此期间，美国在中东“撤退”的前景，以及沙特在海湾国家中影响力的下降，促使沙特以务实态度推进与以色列和伊朗缓和关系。其中，以色列可以成为沙特潜在的商业合作伙伴，而与伊朗和解可以缓解沙特面临的安全问题。沙特能否从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双重外交和平衡行为中获得充分红利，则受制于巴以冲突、伊核谈判等多重地区问题的解决进程。5 抵抗之轴：地区反美秩序的新变量
文｜Narges Bajoghli, Vali Nasr译者｜Karen来源｜Foreign Affairs去年10月持续至今的加沙战争震惊世界。尽管直接的军事行动发生在加沙地带，一系列地区团体却在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冲突之中：在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直接与以军交火；在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当地民兵组织多次空袭美军基地；在红海，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相关船只实行通航封锁，随之引发英美为首的护航和对也门本土的轰炸。这些团体的行动揭露了一个广泛的地区网络：以伊朗为首、影响力辐射至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多地的“抵抗之轴”（Axis of Resistence）。本文回顾了抵抗之轴在中东地区兴起的历程，揭示了这个联盟的诸多特征：尽管各自面临不同情况，但他们因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干涉的共同战略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在联盟发展的过程中，伊朗起到提供武器和训练的关键作用。在伊朗的设计中，联盟维持了灵活和去中心化的形态，并为伊朗减轻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当下的巴以冲突中，抵抗之轴不仅在战场上与美以周旋，还借助社交媒体展开了舆论战，将自身塑造为反种族灭绝和反殖民主义先锋。抵抗之轴在舆论战上获得了更大和更深远的成功，以色列和美国身上的国际舆论压力越来越大，而抵抗之轴成员则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得到了众多声援。作者认为，抵抗之轴在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美国必须接受地区新现实，并通过公正处理巴勒斯坦问题来结束冲突。然而，与抵抗之轴在战略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相比，美国、以色列及其美国其他地区盟友的分歧越来越大，因而也显著增加了美国中东政策的协调难度。当下的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干涉与反干涉斗争，将成为这个特殊联盟持续存在并与美以博弈的动力。6 抵抗之轴领导力量：伊朗为何困而不倒？
文｜Esfandyar Batmanghelidj译者｜Ahsen来源｜Rethinking Iran伊朗作为当前中东的反美、反以力量的领导国家，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加沙战争，却通过“抵抗之轴”网络给予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重击。美国及其中东盟友长期以来把伊朗视作地区最大的敌手，并试图通过极限制裁来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然而，伊朗在经历多年制裁之后，经济虽面临困难，却一直困而不倒，原因何在？一直以来，外界对伊朗存在一个普遍误解，即自2008年实施制裁以来，伊朗就被孤立在全球经济之外。本文恰恰要通过详细的贸易数据来质疑这一观点，并指出伊朗不但没有安于孤立，反而在制裁以后更主动地寻求融入全球经济。尽管多边制裁确实减缓了伊朗许多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进程，尤其是外国投资和技术引进方面被迫中断。随着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恶化，“抵制经济”的论调在伊朗官员当中盛行，这让许多分析者误以为伊朗的经济理论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然而，本文对2009-2018年的贸易数据做了分析，发现伊朗并没有完全拒绝全球化，而是通过策略性地增加地理、产品的复杂性，调整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使其经济具备了应对制裁压力的韧性。增加地理复杂性，关键在于将出口的重点从高度敏感国家转向略微敏感国家（如中国超越欧盟成为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并以不敏感或略微敏感的国家作为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中转站；增加产品复杂性，就是通过大幅生产和出口非石油产品来创收，产业结构调整也将重点转向严重依赖本地自然资源的产业，而不再是更依赖进口投入和技术引进的产业。不过，由于美国对伊朗金融制裁和其他二级制裁的存在，伊朗在银行和物流领域仍然存在显著的脆弱性，并且增加伊朗进出口的成本。伊朗在制裁下的经济韧性反映了制造业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既是贸易的地理复杂性和产品复杂性的原因，也是其结果。从经受“极限制裁”到新冠疫情爆发以前，伊朗制造业还保持着扩张之势，因其创造非石油出口收入的能力，而成为伊朗经济韧性的引擎。由此可见，美国就算未来解除制裁，伊朗也将不再完全依赖石油出口。作者因此认为，伊朗和西方的决策者应该充分认识到伊朗经济复杂性的发展前景，把握好未来经济外交的新机遇。7 抵抗之轴成员：也门胡塞武装崛起之路
文｜Helen Lackner, Daniel Denvir译者｜Yara来源｜Jacobin.com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外溢，引发红海危机。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水域的商船，导致多家国际航运巨头宣布暂停红海航线运输。美国则通过护航行动和多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的目标作为回应。从历经二十年内战到封锁红海航道，从与沙特、阿联酋交战到叫板美国、以色列，作为当前控制也门大约三分之一领土、统治也门超过三分之二人口的准国家行为体，胡塞武装第一次在全球展现自身的实力。胡塞的真实面貌和真实诉求到底是什么？透过近期红海危机，饱受战争创伤的也门未来将走向何方？在本访谈中，也门专家海伦·拉克纳为红海袭击事件和也门的历史与未来提供了深度见解。首先，拉克纳指出，支持巴勒斯坦、反美和反以色列是胡塞武装主要的意识形态内容。尽管胡塞控制了也门大部分领土，但是胡塞的统治并不受也门民众欢迎，直到胡塞直接采取对抗以色列的行动，导致亲巴勒斯坦的也门人对胡塞的支持暴涨。美国过去在也门的主要利益是反恐，现阶段变成保证美国对红海这一战略要道的控制。尽管美国联合盟友发起“繁荣卫士”行动，但美国依然谨慎行事，不希望影响也门正在进行的和谈。总体来说，美国的打击对胡塞的影响有限，甚至被胡塞利用来加强其意识形态叙述。回顾也门史，胡塞早在20年前就开始活跃在反对也门萨利赫政权的武装斗争中。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的浪潮下爆发的也门起义加速了萨利赫政权的覆灭，但是，在内部分裂和外部干预下，起义及其后的和平过渡（2011-2014）失败了。2015年，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国际联军开始对也门进行深度军事干预，支持哈迪政权的反胡塞战争。随着战事陷入僵局，沙特开始寻求从也门脱身，在达成休战协议后，沙特正在寻求和胡塞达成终结性的和平协议。当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内部各政治派别中处于强势地位。也门国际公认政府内部分裂、能力孱弱，无论是休战还是沙特和美国急于促成的协议，都不意味着也门内战的真正结束，也门人道主义危机的前景并不乐观。而胡塞当前在也门既定的影响力意味着，无论是红海危机还是也门内部危机，都不可能无视这个重要角色来寻求解决方案。8 巴以冲突的未来：巴勒斯坦的治理方案
文｜Nathan J. Brown, Sanaa Alsarghali译者｜Sophia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长期以来，巴勒斯坦政治的内部分裂未能得到解决，各派别和机构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无法有效行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兴起，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却一直是巴勒斯坦人民苦苦追寻却又难以达成的民族目标。去年加沙冲突爆发至今，如何应对国家危机成为各派别的首要关切，在此背景下，以法塔赫和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主要敌对政治派系进行多轮接触与对话，包括双方近期在北京的新一轮关于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和战后加沙管理的对话。在密集的政治协商努力之外，还必须跳出“短期政治”的束缚，讨论一个根本性的关键问题：如何为巴勒斯坦未来的政治秩序设立基本制度框架？本文指出，巴勒斯坦当前的政治危机久而未决与对制度的忽视高度相关。20世纪9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起草了一部《基本法》。但是在2007年6月，随着哈马斯将加沙的法塔赫力量驱逐出去，巴勒斯坦的两大政治派别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部法律也因此支离破碎，被各方机会主义地加以利用，事实上并未起到规范作用。对于巴勒斯坦来说，现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内部分歧和外部威胁，而临时宪法或许能成为捏合巴勒斯坦各机构和派别的可行工具，并以此明确这些机构和派别的责任和权力空间，从而为未来的建国问题奠定制度性基础。作者认为，过渡宪法的设想仍然受到一系列内外棘手问题的阻碍，但是，它是重建巴勒斯坦国家领导层的基础，并能让巴勒斯坦在国际上更好地开展权威性谈判。本文关于巴勒斯坦政治秩序的构想无疑必须等待一个千载难逢的外部政治机会窗口，也必须经历艰难的多方谈判。但是，此类蓝图的持续提出，可以对抗那种维持现状、将巴勒斯坦当前不稳定状态“永久化”的消极力量。本文提出的以巴勒斯坦人为核心的治理原则，应当成为巴勒斯坦未来政治秩序建构的共识和基础。 FIN全球战略产业“大洗牌”, 果真预示一场猛烈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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