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会议上，党中央对傅古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正式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军队中的核心领导角色。就在大家以为能放松一下时，凯丰突然跳出来，嘲讽了毛主席。他批评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理解，认为其军事策略完全依赖《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毛主席一听这话，心里很不舒服，马上反问：“那你告诉我，《孙子兵法》总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标题是什么？”
凯丰一时语塞，只得作罢。会议结束后，他心中依旧愤愤不平，坚持要为傅古辩解。出乎所有人意料，仅仅过了两个月，他的立场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毛主席的思想。凯丰为何突然改变立场，之后他的人生走向如何？
认识到错误就立刻纠正。遵义会议结束后，凯丰的思想立场依旧没有发生变化。他之前一直支持傅古，并按照傅古的吩咐，多次去找聂荣臻，试图说服聂荣臻也站在傅古这边。聂荣臻心里明白，毛主席的决策是正确的，所以他坚决不同意。当时，他跟傅古反映：“聂荣臻这人真是倔得很！”遵义会议快结束时，他终于认了，傅古和李德确实搞砸了，但他还是觉得不该撤掉他们的指挥权。他这么护着那两个人，主要是因为他跟傅古关系特别铁。
凯丰曾赴苏联深造理论，归国后，组织上将他调至傅古麾下任职。傅和凯丰都在苏联学习过，两人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聊得很来，所以凯丰对傅特别信任。他总说聂荣臻死板，其实他自己才是那个最不肯变通的人。遵义会议一结束，毛主席直接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关键原因，这让很多之前支持傅古的人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站错了队。凯丰没表态，会议结束后，他特意强调：“谁对谁错，时间会给出答案！”两个月后，他琢磨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完全支持主席的主张。毛主席说他这个人挺好，知道自己错了就改，做事光明正大，不玩那些见不得人的把戏。他是个讲实际的人，虽然和傅古有交情，但在维护傅古这事上，他自己当时确实走错了路。
他公开认错后，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方针。1935年6月，中央局在四川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做出决议，驳回了张国焘提出的路线方针。此时，凯丰在团队里公开表态，赞同毛主席提出的北上计划。他在党内刊物《前进》上发表了一篇专门撰写的文章。这篇党内文章首次公开点名批评了张国焘，成为首个正式发声批评他的党内同志。张国焘看了这篇报道后，气得不行，直接拿着文章去找张闻天他们发火，一点都没有要反省的意思。未来四周，团队持续指责张的问题，他把所有不满都发泄在凯丰身上，因为是凯丰第一个公开批评他。会议结束后，张国焘背地里搞了不少小动作，针对凯丰展开了一系列报复行动，给他添了不少乱子。
对方压根不在乎，也毫无畏惧，坚决支持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强烈抵制任何分裂中央和红军的行径。毛主席作为一位非凡的领导者，展现出了宽广的胸襟。即便凯丰曾用尖刻的言辞冒犯了他，他依然保持镇定，并未对对方采取任何报复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两个月后，3月他在广州的会议上又提起了之前那些讽刺人的话。主席提到，凯丰那会儿说自己打仗用的是《孙子兵法》那一套，可实际上他自己压根儿没看过这本书。打仗时局势那么紧张，谁还顾得上照书上的条条框框来？战斗条令？那会儿根本顾不上想这些。有意思的是，凯丰的一句嘲讽，反而让主席对《孙子兵法》产生了兴趣。1936年，主席亲自给在西安负责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特意让两位同事帮忙买些书，还强调说务必捎上一本《孙子兵法》。买这本书有几个原因。首先，之前有个机会让他对这类书产生了兴趣。其次，主席正在撰写新的理论总结，需要参考相关资料。出于这些考虑，他开始研读这些军事著作。主席对《孙子兵法》的掌握经历了一个从生疏到精通的过程。起初他只是下意识地运用其中的策略，后来逐渐深入理解，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能够灵活自如地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红军抵达陕北后，毛泽东注意到凯丰在宣传工作上很有天赋，便让他去共青团中央当书记，完全没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然而，在之后的革命历程里，凯丰由于在路线方针上的分歧，再次遭到了毛主席的指责。
经常反思自己毛主席让凯丰负责组建共青团中央局，并让他兼任书记和团校校长，可见主席对他非常器重。
这段时间，凯丰可没闲着，毛主席开的每个会，不管是大会小会，他都跟着参加了，一个都没错过。1937年4月，对张国焘的批判快结束时，凯丰却被毛主席狠狠批了一顿。1937年2月27日，在延安，他发表了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章。这件事发生在两个月前。这篇文章探讨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决策层与张的路线存在哪些不同点。文章开头部分相当精彩，引用了大量详实的内部资料。这些文件是中央首次系统性地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批判的官方记录。
但凯丰在这篇文章里也留下了一句不太妥当的评论。他指出，国焘同志的政策在苏维埃运动中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右倾倾向，同时带有军阀和土匪的色彩。凯丰这话一出口，不仅指责了张国焘，还顺带把立下赫赫战功的四方面军说成了土匪。事情闹大了，四方面军被批，还受了委屈。四方面军的士兵们心里憋着一股火，觉得特别憋屈。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心里特别不是滋味。1937年4月3日，关于四方面军的争议愈演愈烈，由于对舆论的管控不力，最终导致了严重事件。许世友和洪学智带领三十多号人，打算离开红军队伍，到四川另起炉灶，建立新的革命据点。然而，就在那天下午，洪学智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刻向中央汇报了计划的全部细节。许世友等人没能成功脱身，反而背上了“携械潜逃”的罪名。
毛主席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感到非常惊讶。他立即叫来凯丰，质问道：“你这是在干什么？让这么多红四军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觉得自己没错吗？”老凯，你这么搞，他们可真是被你逼得没路走了。凯丰愣了一下，赶紧解释道：“主席，我是完全按照您的指示去执行的。”毛主席听后，语气更重了：“什么我的精神？中央和我都在批判张国焘，你怎么能不分是非，乱打一气？”以前在四方面军，张国焘只针对我毛泽东提出批评，从没对普通战士说过重话。现在倒好，我批评张国焘，连带着把战士们也批评了。说完，主席转身去看关押中的许世友。经过几番开导，当主席说出“许世友同志，让你受苦了”时，许世友瞬间跪倒在地，放声大哭，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主席批评完凯丰，他才明白自己那篇文章说得太不合适了。随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诚恳地反省了自己的问题，这件事也就翻篇了。
在随后的会议上，凯丰再次负责主持对张国焘的批评工作，并前往抗大继续指导这场斗争。从那以后，他经常反思自己的言行，还带领身边的同事一起进行自我思想教育。在深入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凯丰对毛主席的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主席在文艺宣传方面也给了他很多指导。
专注的学术传播者在毛主席领导下，凯丰主要管文艺和理论宣传这块。他干得挺不错，有不少亮眼的成绩，但自己心里也留了些遗憾。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给他寄了一封信，讨论如何提升《解放日报》的质量。他在信里提到，党组织得好好利用报纸来推动工作，同时还得吸收国外的先进理念，比如设立专门的翻译部门来处理这些事。主席还提议让他负责领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主席在理论宣传方面对凯丰非常信赖，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凯丰在信中又一次检讨了之前走错的路。毛主席在信的最后安慰凯丰说："别往心里去，过会儿就没事了。"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凯丰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遇到了困难。许多代表因为他在江西苏区的过往，以及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都不愿意支持他。毛主席为了团结大家，特意安排凯丰在会上发言。凯丰在会上坦诚地回顾了过去工作中的失误，认真做了总结和检讨，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代表们的理解和谅解。主席本人也就这件事发表了三次讲话，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在投票前夕，主席再次发力，提到曾在遵义会议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及支持四中全会的一批人。
在经历了三次错误路线的教训后，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果断决定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很多人把责任推给他，这其实不太公平。要是没有他们帮忙，遵义会议根本开不成。主席的发言已经公布，但效果并不明显。凯丰的愿望落了空，选举结果不如人意。主席得知此事，深感惋惜，这成了凯丰革命路上的一大遗憾。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关牵头创办了《东北日报》，这一举措得到了主席的全力支持。开宝成立满一周年时，凯丰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求主席为报纸题写报头。尽管身体不适，毛主席仍亲自写信表达关切，并随信寄去了他亲笔题写的标题。主席在信里关心他的身体状况，提到自己已经病了半年多，现在好多了，不过还得再休息半年才能完全恢复。
显然，主席把他当成亲密伙伴了。凯丰那边一直在搞文艺工作，还出了不少好成绩。1952年初，他成了沈阳市委书记。刚上任那会儿，中央宣传部正在搞“三反运动”纪录片的筹备工作。电影里出现了领导人的镜头，凯丰觉得不合适，就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了自己的意见。高岗作为东北局的一把手，得知凯丰跳过自己直接向主席汇报，心里特别不爽，觉得这是凯丰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高岗和凯丰之间产生了分歧，后来高岗直接给主席打了电话，表达了他对凯丰的不满。次日，毛主席收到了回电，表示：“凯丰同志在电报里提到的军队建议很对，我们决定采纳……他有想法直接联系我，这做法很好。”
如果他再有想法，直接发电报就行，别憋着不说。麻烦你转告凯丰。尽管毛泽东很器重凯丰，高岗那帮人却对他没啥好感，时不时在工作中给他制造麻烦。凯丰的日子越来越难熬，工作压力大得喘不过气。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身体垮了，结果查出肝癌晚期，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一听说这事，毛主席立刻安排顶尖医疗团队赶去抢救他。他现在病得很重，就算放在现在，这种病也没啥好办法能治好。1955年3月23日，他在北京离开了人世，年仅49岁。他身后还留下四个孩子，他经常教育他们要踏实做事，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何明去遵义会议纪念馆时，解说员正讲到凯丰曾反对毛主席的事。刚好这时，解说员听说领导带着凯丰的儿子也来了。
何明没犹豫，直接接了话：“有啥说啥，咱就事论事。”凯丰和毛主席的关系挺有意思，一开始互怼，后来变成了互敬。要不是他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咱们的革命宣传和新中国的舆论工作哪能搞得这么溜。说白了，没有他们的默契合作，那些宣传工作根本不可能这么出彩。心胸开阔、善于用人的领导，和勇于认错、实事求是的干部，都让人打心底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