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对我国长期进行抹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国“偷窃”“抄袭”西方技术，其实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在历史上，恰恰是西方多次“偷窃”“抄袭”我国技术，其中我国的第五大发明——陶瓷制造技术，也是被他们偷过去的。
中国自东汉已掌握瓷器烧制技术，在唐朝时，中国的瓷器就远销西方。宋元时期，中国的瓷器得到了西方贵族的追捧。
因为在同时期的西方，普通人吃饭饮水用铜器、陶器甚至木器，贵族用银器或金器。但陶器、木器太粗糙易渗水，金属器易锈，长时间后会变得暗淡，花纹也会被侵蚀。而瓷器就没有这些问题，贵族们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卫生的餐具或者饮具。
而且青花瓷的钴蓝纹饰（元明时期成熟）、釉里红的艳红、粉彩的柔美，融合山水、花鸟、人物等元素，让欧洲贵族打开了美学的新天地。
西方贵族不惜重金也要购得中国瓷器，因为只有如此精美的器物才能配得上他们的地位。一时间波斯商人所贸易的中国瓷器供不应求。
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后，葡萄牙（1557年占据澳门）、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主导亚洲贸易）通过海上航线大规模运输瓷器。仅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超1600万件。
18世纪，欧洲宫廷还将瓷器纹样融入建筑与服饰设计，形成了西方艺术史上著名的洛可可艺术。
欧洲也不是没有想到要自己制造瓷器，但一直不得其法。马可·波罗将瓷器描述为“用地下矿石经长期风化制成”，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甚至误以为瓷器原料含魔法成分。
公元1698年（康熙年间），传教士弗朗索瓦·泽维尔·德恩特雷科尔（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e）从上司那里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学习”中国千年的制瓷秘诀，他和其他九名传教士被派往中国，设法获得了访问景德镇的许可。
德恩特雷科尔精通中文，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殷宏绪。他娴熟地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贿赂手段，潜入制瓷工厂来“学习”原料获取、成分配制、泥胚制作、上色和烧制等工艺，还翻阅大量中国书籍尤其是包含瓷器信息的参考书。
十多年后，也就是1712 年，德恩特雷科尔写信给法国的上司，描述了整个复杂而耗时的瓷器生产技术。
1722年，德恩特雷科尔又写了第二封信，补充了镀金、镜面黑釉的配方、产品内壁的加固等大量信息。
德恩特雷科尔有关瓷器的两封书信寄回欧洲后，很快被收入《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1735年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以及后来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也都收录了德恩特雷科尔的信，从而使其广为流传，并对整个欧洲陶瓷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1750年（乾隆年间），奥尔良大公热诺维凡偷偷从中国运走不少白不子与高岭土等陶瓷基本原料样本，设立塞夫勒(Sevres)窑厂，并在法国寻找类似的原料。
1882年（光绪年间），法国驻中国汉口的领事谢尔策“友好访问”了景德镇窑厂。谢尔策详细记录了瓷器制造的整个过程，将这些资料以及瓷土样品送往了塞夫勒窑厂。至此，中国瓷器的核心技术全部被盗。
接着，欧洲诸国就陆续烧制出了自己的瓷器。除了法国的塞夫勒，还有德国的梅森(Meissen)、英国的韦基伍德(Wedgewood)、、丹麦的皇家哥本哈根(Royal Copenhagen)、匈牙利的海兰德(Herend)等制瓷工厂都推出了仿制中国瓷器的产品，中国瓷器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后来，在西方工业的带动下，瓷器也从手工的艺术品成为了可以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工艺品。
另外，英国韦奇伍德在看了德恩特雷科尔的两封信后，充分学习了景德镇的分工形式，并仿照景德镇的分工形式来组织他的伊特鲁里亚陶瓷厂，该厂为现代工厂制度树立了典型。因此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的胜利显然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景德镇，德恩特雷科尔的两封信也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文献之一。
除了瓷器制造技术，其实西方还从我国窃取了不少科技、文化以及政治、思想方面的知识，这些以后有时间再细讲吧。
反正大家记住一点：西方污蔑我们的，一定是他们自己曾经干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