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集团比起来，安禄山东方集团的战功，不太好讲得清楚，原因是安禄山属于‘逆臣’，史书会放大过错缩小功劳，但总的看，他指挥下的东方集团完成了主要作战任务：压制契丹和奚。

天宝元年（742），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到天宝十年，又兼任河东节度使。

上任之初，情况还比较平稳，天宝四年三月，‘上以外孙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嫁契丹王李怀节；甥杨氏为宜芳公主，嫁奚王李延宠。’唐朝跟这两家和亲。

才过半年，九月，‘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禄山讨破之。’可怜两个公主一命呜呼，边境战火再起。

这里面说安禄山先动的手，不管真假，唐军打了胜仗是事实，因为第二年，唐朝扶持立了新的契丹和奚王。

后边几年，安禄山继续他的侵蚀政策：

天宝九年，‘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首以献，前后数四。’

又：“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余人，谓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皆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招降的招降，坑杀的坑杀，不断削减对方实力，到天宝十年，安禄山感觉差不多了，准备来个大的。

他集中幽州、平卢、河东三个军区六万兵力，千里奔袭，直捣契丹牙帐。结果因为劳师远袭，加上契丹退无可退作困兽之斗，随行的奚兵又临阵叛变，唐军大败，安禄山只带二十名亲兵逃走。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安禄山一气之下，第二年集中二十万兵力准备再战，因为突厥方面出了点情况，行动中止。到天宝十二年，契丹‘又降附’，十三年，‘安禄山奏击奚破之，虏其王李日越。’

史书记安禄山打败仗很详细，怎么瞎指挥、怎么狼狈逃跑，打胜仗就只有一句话，但不管对他个人形象怎么处理，总体情况是很清楚的：对契丹和奚，唐朝处于攻势，基本上是一种压制、又消灭不了对方的状态。

在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的关系中，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可以接受的状态。这一点从李隆基的评价也能看出，当时杨国忠等人一直说安禄山坏话，李隆基回应：‘东北二虏，借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东方集团完成了朝廷交给的‘镇遏两蕃’任务。

总之，到天宝末年，唐朝的边防集团空前强大，高宗以来制造很大麻烦的突厥、吐蕃、契丹、突骑施，消灭的消灭，打压的打压，一个个偃旗息鼓，国际安全形势空前良好。

形成这种局面，节度使制度功劳很大，但是就像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随着节度使‘久任、兼统、理民’的长期施行，随着边军战功的积累，一些祸乱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生长。史书记载了天宝九年的一个事件：

‘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给粮失宜，军士怒，殴其判官，兵马使郭子仪以身捍齐丘，乃得免。齐丘左迁济阴太守。’

因为后勤保障问题，底下战士居然把副参谋长给打了，要不是郭子仪拦着，差点连司令一块揍！这还象个部队吗？

部队最讲究纪律性，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少分点粮就敢打首长，战场上冒死冲锋，还能不能叫得动？

这个事情最后怎么处理的？闹事的人没提，只知道司令免职调走。胡三省这里发了几句议论：

‘世皆知郭子仪得众，然后能捍免张齐丘，而不知当此之时，唐之军政果安在也！’

表面看，是郭子仪跟战士们打成一片，实际上，体现出军队纪律败坏。

战士能造将军的反，将军就能造皇上的反，对这种尾大不掉、军令不行的情况，其实上面是知道的。

“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高力士这里说的云南老打败仗，指剑南节度使对南诏国的战争，这场战争有胜有负，总体唐朝吃亏。

吃亏的原因很多，有兵源的问题，高祖曾说‘蜀兵脆弱’，不如北方兵勇悍，而且曾多次临时招募兵源，素质肯定不如老兵。

二是用人上有问题。杨国忠为了报恩，推荐鲜于仲通做节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蛮夷心’，首先政治工作就做不好，然后指挥也不咋地，天宝十一年（751）进攻南诏，大败，损兵六万，‘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后边杨国忠自己遥领节度使，派一个叫崔圆的去主持工作（节度留后），这个崔圆什么情况？《旧唐书》有个评价：‘圆守文之士，非御侮之才。’

选人用人看关系不看能力，又赏罚不明，打败仗很正常。

柏杨《白话资治通鉴》

第三对手强，南诏王阁罗凤比较能干，军事上有一套。

这几条凑到一块，导致唐朝屡吃败仗，前后损失据说有将近二十万人。

所以高力士的意思，第一宰相（其实就说杨国忠）瞒报军情，第二边将实力太强，都很危险。面对高力士的进谏，李隆基什么态度？

第一承认有问题，第二暂时拿不出解决办法。

胡三省说：‘高力士之言，明皇岂无所动于其心哉！祸机将发，直付之无可奈何，侥幸其身之不及见而已。’大概就是彻底摆烂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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