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该怎样报道“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

新京报传媒研究 2024-11-09 16:10:27

一、求真,不能人云亦云

论教育领域中的以讹传讹,普职分流是经典的一例。

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一说法:50%的孩子上不了高中,考不了大学。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另一个结论:中考比高考竞争更激烈。可事实是,这些都是谣言。

根据《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3年普高招生967.8万人;中职招生454.04万人,普职比约为68:32,逼近7:3。而202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947.54万和484.78万,普职比是66:34。回望10年,都没有出现过5:5分流的情况,而且明显出现了普高招生占比提升、职高占比下降的趋势。

而在北京、上海,普高占比则更高。2018年,北京中招普高占比92%,职高只有8%。即便今年北京赶上生源高峰,根据招办公布的一分一段表看,海淀区理论上仅有2000人需要读职高,占比约10%,个别区县则可以实现普高率100%。

2021年,相关部门对于中职的定位由以就业为导向调整为升学与就业并重。2023年则提出扩大发展综合高中,即在普高、职高之外增加了一种新型高中,让孩子们在高一时再决定是读中职还是普高,进一步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和家长。

综上所述,所谓“中考只有一半孩子能上高中”显然是谣言。第一,职高也是高中。第二,即便我们普通人讲的高中专指普高,也不存在一半孩子上不了大学的情况。

与之相关,中职学生不能参加高考也是谣言。事实上,目前高考报名者中约30%是中职学生。比如,河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131万,但普高学生参加的6月传统高考报考人数不足100万,其他主要都是中职学生。目前,高职院校招生计划中近60%是专门定向中职学生的“单招”。根据北京大学2020年的一项调查,全国中职毕业生中有65%升学,其中10%就读本科。

那么,谣言为何会广泛流传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教师和家长倾向于利用这一说法制造焦虑,敦促学生学习。再加上一些课外辅导机构搞焦虑营销,最后三人成虎。

诚然,普职分流政策的确需要检讨其必要性、合理性与科学性,事实上相关部门也一直在调整改变中。但遗憾的是,不仅仅是普通人被误导,一些专家有时也会基于这个谣言批判教育,谈教育改革。而媒体记者在报道这些专家的观点看法时,如果不去追问事实真相,以讹传讹,就会成为谣言间接的传播者。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因此,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各类教育问题时,要多求证,多甄别,即使是貌似“大家都这么说”的结论,也不妨多问一句,多看一下:依据是什么?有权威出处吗?这样才不会被误导,才能找到真问题、真答案。

二、了解教育的快速巨变,找到真问题

近期媒体对于高校“驱赶式”学习现象多有报道,即学校通过强制规定,要求大学生上课必须坐在前排等。与之相关,一些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严格的纪律管理,包括建立家长群等等。对此,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批评学校与老师,指责一些大学“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坦率讲,这一观点是流于表面的,是对中国教育最近20多年的巨变缺乏足够了解的。

1999年的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1998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量108万人,1999年增长至160万人,一年增加了52万人,而1990年到1998年总共才增长48万人。2023年高校招生总量超过1042万人,是1998年的约10倍。研究生招生去年已经超过130万人,和1998年相比,增长了约20倍。与此同时,出国留学也快速增长,超过了1998年的30倍。高等教育迅速跨过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去年毛入学率超过60%。2021年高考的录取比例达到了93%。从录取分数上看,本科最低线仅有280分(黑龙江理科),专科线仅有100分左右。

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不足甚至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大规模进入高校,这和“精英教育”时代的学生素质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高校如何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使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也能毕业?

于是许多高校不得不想方设法加强管理。比如东北某高校上午11点前宿舍上锁,防止学生溜号回宿舍打游戏。高校建家长群也有原因:一是有些家长强烈要求建群;二是一旦有的孩子因为打游戏等原因挂科影响毕业时,家长往往会指责学校管理不力、沟通不够。

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第一次突破100万,2024年,大学毕业生达到了1179万,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90%。20年来,中国大学教育快速普及,其速度世界罕见,遗憾的是,一些报道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以彼时的尺子,丈量当下普及化的高等教育和当下大学生,很容易发生错判、误判。在“驱赶式”学习的报道中,普遍出现了批评高校与老师的声音,但很少注意到大量不愿意学习的孩子进了高校这个现实困境。今年西安科技大学发生的“按闹给成绩”和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某老师被要求检讨不及格率超过30%的原因等事件,都是这个问题的反映。

对于类似现象,除了教师的水平问题外,更值得媒体探讨的是对于知识储备不足、学习能力待提高的孩子,高等教育如何去适应?这方面有不少建议,比如说从培养模式上,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考虑从千校一面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向强化学生动手能力的方向转变。在毕业制度的设计上,可以考虑设立荣誉毕业生制度,对毕业生进行区分以保障质量。我们还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孩子们是否必须上大学?虽然多数人都有了上大学的便利与机会,但一些人可能并不适合走这条路。

与之类似,在大学生就业领域出现的“下不了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的现象,本质上也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快速巨变,仍然在用“精英教育”时代的尺子,丈量当下大学教育普及化后的就业形势:多数家长都是从“精英教育”时代走过来的,在那个时代,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有了体面的工作,但忘记了当下,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怎么可能必然都有体面的工作?

因此,在大学生就业报道中,不仅应呼吁相关方面给予支持,也需要提醒家长与考生合理定位: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时代,仍然固守于体面与高端,可能会被困在高台上。

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绝大多数适龄人口都进入了大学,导致大学生人群全面社会化,但公众与媒体普遍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不自觉陷入传统的“大学生高端化”的错位判断,动辄就会以“大学生如何”来报道。试想一下,如果主角不是大学生,是否还构成新闻?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报道强调大学生的独特性是否合理?这都是我们在报道中需要思考的。

总之,只有认识到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一快速巨变,我们才能在报道大学出现的一系列现象时有准确、科学、专业的判断。

□ 2023年11月9日,在黄平县示范幼儿园,老师带领小朋友体验手工。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通过改善办学条件,强化教师业务能力,推广“学为中心”课堂教学改革,建设“标准、规范、内涵、特色”的学校品牌,全面深化产教融合等措施,积极探索民族地区育人新路(新华社发 梁文/摄)

三、强化系统思维,做有深度的报道

中高考客观上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也往往成为舆论关注讨论的焦点,近年来有一个说法就是取消中考,以减轻负担与焦虑。实际上,中高考的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升学焦虑是社会人才评价和社会竞争筛选导致的问题,而非教育问题或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

在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的时期,大家焦虑的是能否考上大学,中学比拼的主要是升学率,因为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是包分配的。

伴随1999年的大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快速进入普及化阶段,各中学迅速从比拼升学率转向比拼本科率、重点率、“985”率甚至“清北率”。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用人单位更看重毕业院校,虽然因此受到不少质疑,但这一现象背后有其现实逻辑,即人才筛选上的大概率事件。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约等于我们扩招前的招生总量,在稀缺程度上几乎一样,这也就解释了很多强势用人单位招人时卡在“985”,而不是“双一流”的原因。

学习竞争的背后,是就业岗位的竞争。

2023年7月,江苏盐城中考出现了罕见一幕。一个中考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导下,放弃了当地最好的普高盐城中学,选择了分流到中职项目。而这样的孩子还不是一个,是一批。原因就是当地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这个中职项目背后连接着教师编制——顺利毕业,即可获得教师编制,于是大家趋之若鹜。

升学负担与焦虑,背后也是文化问题。

对子女的重视,核心是对其教育的重视,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的现象。韩国与我们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教育竞争与负担同样严重;华人移居美国后,依然热衷应试培训。

取消中高考显然无法取消竞争。相反,取消各种升学考试,大家甚至可能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竞争。

中高考制度需要完善,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绝不是靠中高考改革就能解决教育焦虑与负担的。解决内卷的问题,根本上需要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的社会评价改革不断推进。而这些都要久久为功。因此,在教育报道中,新闻工作者要有系统思维,不把病症当病因,才能让报道更深刻、更专业。

四、认识中国教育的特殊性,把握差异性

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与意识形态、文化、国情、社会制度都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我们在报道中也要重视差异性,稳妥把握。

多年前,在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曾效仿美国的绝对就近入学政策,即一个房子对应一所学校,同时对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采取了不同的招生管理办法,私立学校全面放开,公立学校全面管控,严禁筛选生源。这一举措的初衷旨在推动教育公平、缓解入学焦虑,但客观上也带来了学区房价格飞涨等问题,引发不少争议。

同样,10年前启动的高考改革的举措之一,是效仿美国“走班选课”。遗憾的是,因为功利选科与功利学习,导致大量学生放弃了物理,对我国的人才培养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2018年不得不对物理科目进行限制性选择,但随后化学科目被功利性放弃,于是2021年进一步对理工科专业进行物理+化学的限制性选择,有人称之为“小文理”。

改革的螺旋式上升是一项基本规律。在教育的治理上,不同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差异非常大。因此,在相关报道中,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认识和把握这种差异,我们可以参考借鉴西方的做法,但决不能照搬照抄,更不能盲目地言必称西方。(作者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 | 《中国记者》2024年第10期

值班编辑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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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4-11-10 11:09

    分析有道理,有深度[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