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江

兵锋指向越西北

越军312师中国顾问董仁（右）和助理顾问李思恭1952年越南西北战役中合影于安沛

彭德怀关注印度支那战场

热雨潇潇，将山野笼罩在一片曚昽之中，而在看似相对平和的雨帘之后，交战双方都在悄悄地积聚更大的能量。

在朝鲜战场，经过五次大战役，到1951年年底以后，战线在朝鲜中部的“三八线”附近逐渐稳定，交战双方互有进退，一时都没有重大的战役行动。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于1952年4月返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这时起，彭德怀便开始直接参与处理和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的事务。

彭德怀回北京不久，罗贵波回国述职。他来到中南海向彭德怀汇报印度支那战争情况时无意间说起，越南方面还不熟悉游击战争。

彭德怀听后即说：“中国的游击战经验也是在长期的战争中逐渐积累的。”

一边说着，他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罗贵波说，这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对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彭德怀说：“这个小册子还是一本手抄本，你不妨看看，也不妨拿到越南去给越南同志看看。”

罗贵波接过小册子，带到了越南。他把彭德怀写的小册子给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泰看了，几位越南的军事领导人都说很感兴趣，就把小册子留了下来，后来罗贵波也没有再要回这个小册子。

1952年雨季，越北战场亦出现相持。中国顾问驻地会议不断，电波频繁，中国顾问不断提出，应将越军主力移向越南西北地区寻找战机，实现重大的战略转移，他们希望得到劳动党中央的同意。

中国顾问提出主力转向越西北

分析红河三角洲平原作战的得失，中国军事顾问团日益明确地认为，越西北是关系抗法战争全局的战略要地，为兵家所必夺。占领了西北高原，就将越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法军难以实施战略性大扫荡，越军则可乘势先易后难，得手后再将兵锋指向平原。而且，西北的少数民族同胞会提高觉悟，热诚地支持抗法战争。越西北与中国的云南接壤，解放那里，就打开了又一条边界大道，便于中国的援助。

和平战役进行期间的1951年底至1952年初，中国军事顾问团拟订了《对越南北部敌我情况研究及今后的任务方针问题》和《1952年任务与方针》两份重要的专题意见书，提交越共党中央和越军总军委，明确提出了发起西北战役的建议。

中国顾问团的意见是：

在整体上，印度支那战场仍然是法强越弱。法方沿红河三角洲边缘不断加强着塔西尼防线，在防线内集结主要守备和机动部队，成为战略配制上的强点。如果越军主力指向这个区域，则法军容易发挥空军、火炮和水网地带江河炮舰的兵器优势，大量消耗越军的有生力量，战斗将十分艰苦；

反过来说，越南西北部的莱州、山萝、义路以及老挝上寮的丰沙里、桑怒等广大山区，是印度支那的战略要地，这里地域辽阔，山峦起伏，如果打下来加以巩固，可以成为越军的重要后方，进可攻、退可守。而法军在那里的兵力显得稀少，是明显的薄弱部位。作为合理的选择，越军主力应向西北地区发展。

和平战役的进程和结果使越中双方对于未来战略方向的意见趋于一致。

在和平战役尾声中的2月16日，罗贵波向越军总军委提出了1952年的作战方针：

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辅以小规模的运动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较大规模的运动战；部队则轮流进行政治、军事整训。与此同时，越军应准备条件，在雨季后将主力移向西北地区作战。

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具体建议是：

雨季之前，插入敌后作战的越军第304、第316和第320师仍以作战为主，发展并巩固游击区，袭击法军的交通线和突出据点，并随时准备反扫荡，打击和牵制法军，使离开了红河三角洲边缘战场的部队顺利整训。

在雨季前，第308和第312师以整训为主，但不远离敌人，即在距离敌人一两日行程的地点整训，使法军不敢抽调大量兵力扫荡已渗入塔西尼防线建立游击区的越军。

进入雨季，再把第304、第316、第320这三个师撤至越北中央根据地边缘地区整训。

罗贵波同时将建议内容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将进一步建议越方，为了将作战重点移向越西北，上半年作好准备，下半年进攻山萝、莱州、义路并巩固之，再以西北为基地，准备来年进入老挝作战。

罗贵波的报告得到了批准，刘少奇还批示：“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

罗贵波的五点意见

实际上，在和平战役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红河三角洲敌后的形势还相当严峻。法军主力撤出和平，转而集中机动兵力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反复扫荡，意在巩固局面。越军主力在和平战役中消耗颇大，一时亦无力进行有力的反击。

武元甲接受了中国顾问的建议，越南总军委于1952年3月18日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了本年度的三大任务：

开展政治整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积极准备在9月间发起西北战役。

武元甲后来指出：“中国顾问对和平战役的胜利没有我们那么高的评价，但完全赞同发动西北战役，把进攻的方向转向山林地区。”

与会的越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大都对此表示赞同。也有许多人提出了疑虑，主要是担心发生供给困难。因为移兵西北，运输线拉长了，势必动员更多的民工，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

有人指出，西北地势起伏，多峡谷，兵力不易展开，有可能将战役时间拉长，部队体力消耗大，容易出现较大的非战斗减员。

还有人担心西北是越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基础比较薄弱，会出现一些预想不到的困难。

有人还指出，主力进军西北，法军有可能乘虚向富寿一带的越军根据地进攻。

胡志明主席来到会场，听取了关于未来主要战场的不同意见。他倾向于积极地组织西北战役，在会议上鼓励越军干部们克服困难。他还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予以具体的帮助。

罗贵波、梅嘉生、邓逸凡参加了这次会议。罗贵波在3月18日的会议上发言，对越南总军委提出了五点意见。

罗贵波的主要意见是：

1.法军虽然受到了打击和消耗，但程度并不严重，尚有力量在平原地区实施扫荡。越军必须继续准备反扫荡，在作战中消耗敌人，逐步减少以至迫使敌人停止扫荡。

2.贯彻正确的战术思想与作战指导思想，主要是贯彻游击战的战术思想和作战指导思想，积小胜为大胜。纠正只打大仗的片面思想，也要纠正机械理解保卫村庄保卫地方的思想。

3.加强敌后斗争的统一领导、指挥，精简部队机关，迅速统一敌后工作的领导，制定敌后部队机关的编制及实施计划，健全联区和省的军事领导机关，明确其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4.加强敌后群众工作，严格群众纪律，帮助群众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

5.搞好敌后供应，一方面由上级负责供给，一方面要做群众工作，设法就地解决。

梅嘉生、邓逸凡也在会上讲话，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斗争经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952年4月，越南劳动党举行了第三次中央全会，全会正式决定，将主力部队的主攻方向转向西北地区。相应地，会议通过了《关于健全少数民族政策的决议》。

罗贵波于1952年4月1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了中国军事顾问团提出的《越南西北部作战方案》。他报告说，对在越南西北部开辟战场问题，经过几次的解释说服，已在越共党中央和越军高级干部中基本打通了思想。但越军总军委领导上和师团一部分干部中，对西北之地形、供给及少数民族问题尚存一些顾虑。主要思想是不愿到山地作战，强调地形困难、供给困难及少数民族难弄。

罗贵波指出，目前的有利条件是，这次胡主席也着重交代顾问团，要从始至终具体帮助越方完成西北作战任务。

罗贵波报告说，战役将在9月中旬发动。拟以八个团的兵力，第一步先攻取义路及周围据点。义路周围计有12个独立据点，敌总兵力约八个连，工事较坚固。战斗发起后，还要准备对付三至五个营的伞兵部队。因此，在部署上拟使用三个团打外围据点，用两个团攻义路市，其余三个团布置在义路附近，隐蔽驻防，准备围歼伞兵。

另一打法：对义路市先采取围困，设法引诱伞兵来援，先求歼灭伞兵，再攻义路。待攻取义路后，再视部队伤亡减员情况，休整半月，即开始向山萝进军，拟今年内求得解放西北大部地区，然后于明年攻取莱州。

罗贵波分析说，先攻取义路，有利方面在于：

（1）就整个西北敌情来说，义路比较突出，位置背靠解放区；

（2）越军攻取义路后，继续进军西北有了立足点；

（3）从越军主力集结地到义路，只有三天路程，后方供应上便于解决。

而目前进攻义路的不利方面在于：义路去年秋季攻打过，但未攻下，因敌空中援兵赶到，只好作罢。有鉴于此，目前法军戒备较严。

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罗贵波的报告后很快于1952年4月19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罗贵波上报的西北战役方案，并提醒应注意两件事：

（1）加强战场准备工作，应选派比较强的干部，组织若干武工队，进入西北地区详细侦察义路、山萝、莱州地区的敌人的工事、道路交通、粮食等情况，并且积极进行群众工作，创造主力开进和作战的条件；

（2）除部队的政治整训应注意少数民族政策的教育外，在军事演习中，应注意攻坚的战术教育，要注意攻坚演习，以提高攻坚能力和信心。现在云南训练的炮兵团是否提前回越，亦请考虑。

为战略转移做准备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对越南战场的战略、战役指导愈加细致；另外，中共中央联络部于1951年成立，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从驻苏联大使任上归国，就任中联部第一任部长。中联部内专门设置了“越南处”，有“越南通”之称的张翼奉命从越南南方归国，就任越南处处长。

张翼，1913年出身于越南南方一个华侨家庭，1922年回中国读书，1934年参加革命。20世纪30年代，他就读于北平的中国大学文学系，1938年入党，同年转移到上海。

在上海，张翼不幸患了肺结核，到广东汕头养病。不久，经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批准，他回越南南方休养。

在越南，张翼参加了越南南方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曾任越南南部华侨解放联合总会主任，和越共领导人黎笋、黎德寿等人有许多工作往来，彼此十分熟悉。

在张翼之后，还有几位在越南工作过的干部调进中联部越南处，组成处理越南问题的工作班子，其中有曾于1950年跟随陈赓入越的周毅之。

从1952年5月开始，越军着手进行西北战役的准备，成立了红河左岸战区，负责经略红河以西以富寿、安沛为中心的根据地。该地区将成为越军进军西北的重要通道和补给基地。杨友棉被任命为左岸战区司令员，杜梅任政委。

杜梅于1917年2月2日出身于河内清池县东美乡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当上了油漆工，同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

1941年杜梅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但他于1945年越狱，重新投入了战斗。在抗法战争中，杜梅先后担任河东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等职。就任红河左岸战区政委，使杜梅首次担任战略方向上的重要职务。后来，1991年6月27日，杜梅担任了越共中央总书记。

1952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罗贵波，明确了在越南的两个顾问团的统一领导问题：“韦国清由于健康一直不好，不能回越南工作，军事顾问团即由你来兼任团长，梅嘉生任第一副团长，邓逸凡任第二副团长。前方实际工作即在你的指导之下，由梅、邓二人负责处理。”

越南劳动党中央决定从5月开始在全军进行政治整训，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政治顾问们从制定整训目的，到整训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实施，都给予了全力以赴的帮助。

与此同时，中国军事顾问帮助越军建立了正规的后勤供应和服务体系。这项工作主要由马西夫负责。

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1950年以前，越军没有正规的后勤供给制度，也没有详细的后勤条例和规定，军队中的经济工作秩序混乱。马西夫就任越军总供给局顾问，与供给局负责人陈登宁相互配合，在边界战役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为越军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重要的有《后勤总局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军需、军医、军械、运输等方面的工作条例，为越军设立了自成系统的后勤管理制度，制定了供给标准和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边界战役之后，越军即实行新的后勤制度和财务规章制度。和平战役后，越军的后勤管理逐渐正规化，后勤保障系统初具规模。在马西夫主持下，中国军事顾问团后勤顾问组对越南后勤军官进行了业务培训，一部分越军后勤干部被送到中国的军事院校学习。

在越南南方，以黎笋为书记的越南南方局率领军民展开了活跃的游击战，渐渐在越南中部蜂腰地带以南和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地区，开辟出越来越大的游击区，有力地牵制了法军。

越军在准备新的攻势，法军并非没有察觉，法军对西北地区的担忧更是显而易见。为了牵制越军主力向莱州方向进击，法军指挥部加紧了对盘踞在中国云南对面越南边境群山中的土匪、中国国民党残军，以及当地越南少数民族“独立”武装的支援和装备。到1952年春天，在越南西北边境地区，以刀家栋、周光录、杨道尧等人为首的数股土匪武装已有数千人之众，形成了声势。

1952年5月，越南花龙地区的土匪酿成武装暴动，当地越盟政府带领部分民众，由越军第148独立团一部掩护，退入中国云南省河口的桥头、老卡一带，粮弹将绝。

法军这一招形成了对越军西北后侧的威胁。罗贵波为此于5月24日急电云南省委和省军区：“据报敌军进至老街市郊附近骚扰，破坏仓库，掠夺民财，目的在于扰乱后方，牵制我剿匪部队。越共提议，或者请云南派兵一部进驻河口，或者从越境配合剿匪的部队中抽调回两个连至一个营驻守老街。”

为配合援越抗法，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剿匪。

5月28日，云南蒙自地委急电云南省委，报告说退入河口的越南军民处境窘迫。云南省委即电示蒙自地委先借给越方半月之粮。

这股背景复杂的敌对武装不除，即将开始的西北战役就有后顾之忧。在越南劳动党中央请求下，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云南边防部队出境，与越军合作，以迅猛之势将这股敌人剿灭。

军事行动首先在云南东部边界对面展开。5月下旬，解放军第37师的一个团从广南县出发进入越南，在越军一个营配合下，追剿杨道尧、曹世凯匪徒。解放军在一个月中战斗十余次，歼灭匪徒340人，生擒杨道尧、曹世凯。

在河口当面，解放军第113团在5月中旬即进入越南黄树皮地区剿匪。随后，云南军区又组织8个营的兵力，从6月初开始，经过三个月作战，全歼国民党残军“滇南剿共救国军”指挥官陆正荣以下2221人。战斗中，解放军也付出了代价，因伤亡和伤病减员1023人。

解放军入越剿匪作战时，法军曾使用战斗机袭扰。

5月17日，法军战斗机3架，向正在黄树皮剿匪的中国军队扫射，但没有造成伤亡。

7月3日，法军战斗机11架，飞至中国河口上空投掷两枚炸弹，炸断了长途电话线。

7月4日，法军轰炸机3架飞临云南马关县城上空，投弹多枚，炸毁和焚烧了民房415间，造成居民261人伤亡，其中亡107人。

这些牺牲都由中国人民默默承受了。

据统计，仅从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的一年中，美、法各型飞机飞临云南的河口、金平、镇武、车里、佛海、澜沧、江城等地侦察、扫射和投弹，计318次。

1952年9月24日，通过中国军事顾问团电台，越南劳动党向中共云南省委拍发了就此次越中边界剿匪战斗的感谢电：

云南省委：

顷接报悉，你们奉中共中央命令派遣部队帮助我们将老街、河江之大部土匪消灭，同时帮助我们的部队巩固群众基础，帮助当地人民谋生，剿灭匪特。谨致诚挚的感谢，并请转具有高度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之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单位。

越南劳动党中央

1952年9月24日

剿匪战斗解除了越军的后顾之忧，中方仍表示，一旦情况紧急，越中边界地区的越南政府和部队可以临时避撤到中国云南境内。

为此，中共西南局在9月4日曾电示云南省委：“同意你们的处理办法，如越方政府人员被迫撤入我国，要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招待。”

进入8月，西北战役的准备已到最后阶段，越军总军委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国顾问许法善协助下，由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和组织局局长阮仲永主持，强调加强党在主力部队中的作用。中国后勤顾问们根据与越方一起编制的计划，从国内调运来大量的武器装备。

西北战役计划确定，以第312师为先头部队，先行挺进西北。这时，第312师顾问董仁已经和师长黎仲迅、政委陈度很熟悉了。董仁认为越南部队是有战斗力的，关键是要继续提高指挥能力。他来到第312师后，遵照顾问团首长的指示，集中了上百名团、营、连干部进行整训。现在董仁知道，该由战斗来检验雨季整训的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