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志怪巅峰”，但蒲松龄的笔触远不止于鬼狐仙妖。在《医术》一篇中，他以辛辣的黑色幽默，讲述了一个目不识丁的贫民张氏因偶然际遇成为“神医”的故事。看似荒诞的情节，实则是蒲松龄对封建社会中盲目崇拜权威、迷信运气的深刻讽刺。
鲁迅曾评价《聊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医术》恰是这一论断的绝佳注脚——它用离奇的故事，照见了人性的荒诞与社会的病态。
“文盲神医”的逆袭之路张氏本是沂州贫民，连“之无”二字都认不全，却因道士一句“医可也”的预言，被迫走上行医之路。他靠野菜汁误打误撞治愈太守的咳嗽，又因醉酒错开药方却让伤寒患者大吐大泻而痊愈。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成功，本质上是社会对权威盲目信任的产物。蒲松龄以张氏的“运气”为镜，映照出封建官僚体系的荒诞：太守不问医术深浅，只看结果；百姓不究医理，只求神效。
“泥丸治绝症”的黑色幽默另一则故事中，名医韩翁以身上搓下的泥丸冒充灵药，竟让濒死的伤寒患者因呕吐出汗而痊愈。这一情节看似滑稽，实则暗讽了医疗体系中“以假乱真”的生存法则。蒲松龄借韩翁之口道破：“晓而不愈，已赚得寝食安饱矣。”——医者的功利与患者的愚昧，构成了一场荒诞的双向欺骗。
“名医何必多识字”的悖论道士对张氏说：“迂哉！名医何必多识字乎？”这句话看似否定知识的价值，实则是蒲松龄对封建社会中“重结果轻过程”价值观的尖锐批判。当医术沦为投机取巧的工具，当疗效依赖运气而非医理，所谓“名医”不过是时代愚昧的共谋者。正如冯镇峦评《聊斋》：“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蒲松龄的讽刺始终扎根于现实逻辑。
“偶然性”背后的必然逻辑张氏与韩翁的“成功”，皆因巧合。但蒲松龄的高明之处，在于揭示这种“偶然”背后的必然：在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社会，迷信与投机必然大行其道。纪晓岚曾感慨：“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而《医术》正是蒲松龄以文学笔法解剖社会病灶的例证。
蒲松龄不仅是小说家，更是隐性的“社会医生”。他撰写《伤寒药性赋》《药崇书》，深谙医学之道，却在《医术》中刻意淡化医理，以此质问：当医术沦为表演，当患者迷信奇迹，谁能真正疗愈社会的痼疾？
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如今“专家效应”“网红医生”等现象，与张氏被追捧的荒诞如出一辙。
功利主义侵蚀专业精神：韩翁的“泥丸治病”，恰似某些领域“形式大于内容”的投机行为。
偶然性对科学的挑战：蒲松龄提醒我们：迷信运气，终将遮蔽真理的光芒。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医术》正是这“孤愤”的爆发——它不仅是志怪故事，更是对社会病灶的精准解剖。当张氏们以“干就完了”的姿态登上神坛，我们更需以理性之光刺破迷信的迷雾。
正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清醒者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睡梦中人各有各的独居。” 蒲松龄以《医术》唤醒的，正是对理性与真实的永恒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