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一位青年寄信给毛主席，信中用古诗讽刺了“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公私不分”现象。当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只淡淡的说了一句“算了，不追究了”。

这个写信讽刺毛主席的青年名叫陈掖贤，他当时的身份尴尬而敏感，他是抗日烈士赵一曼的儿子。

那么，陈掖贤为何要写这样一封信？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毛主席为何对他的错误不加追究？

“宁儿，你要记住，妈妈是为了革命事业牺牲的。”

这句遗言出自1931年在东北牺牲的共产主义者烈士赵一曼手笔，寄托了她对幼小儿子陈掖贤无尽的期盼。

陈掖贤原名“宁儿”，这一名字的由来，便与他出生的特殊日子有关。1929年，陈掖贤在湖北宜昌降生，正值苏联领袖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

母亲赵一曼受列宁主义思想熏陶，为纪念伟人，便给新生儿取名“宁儿”。这一名字饱含了她希望儿子平安成长的美好愿景，也预示着革命的烈火即将点燃这个小生命。

然而好景不长，还不到1岁的时候，陈掖贤便与母亲赵一曼天各一方。

1931年，面对席卷东三省的残酷敌袭，赵一曼主动请缨加入东北抗日斗争。为此，她不得不将年幼的陈掖贤托付给湖北的大伯抚养，自己则化名“赵一曼”投身保卫祖国的行动。

从此，陈掖贤开始了漫长的异乡生活。大伯一家对这个外甥视如己出，尽心尽力照顾他的衣食住行。但是，陈掖贤性格敏感，很早便意识到“寄人篱下”的处境。他时常想念遥不可及的母亲，也渴望着与未曾谋面的父亲相认。

1936年，赵一曼在敌军监狱中为保守机密英勇就义。当时陈掖贤只有7岁，远在湖北的他对母亲的牺牲还一无所知。直到6年后，12岁的他才从父亲口中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不已。

1942年，陈达邦结束国外工作，首次与儿子相见。但是多年的生离死别，使两人缺乏沟通和理解，这场短暂的重逢并未拉近父子间的距离。之后陈达邦又投入到革命事业中，陈掖贤依旧过着与亲人隔绝的生活。

因为改名的缘故，直到1956年，陈掖贤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就是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烈士赵一曼!当时电影《赵一曼》在全国放映，其中生动描绘了这位女烈士为国捐躯的波澜壮阔。

看完电影后的陈掖贤，激动难抑。原来多年来，他所思念的母亲，就是党和人民公认的英雄!这份荣耀与骄傲，瞬间冲破了过去的迷茫与自卑。从此，他立志要发扬母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报答她的生育之恩。

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烈士子弟，在命运的波折中渐渐长大。异乡生活与家庭变故并未击垮他，反倒磨炼出坚韧倔强的性格。这些命运注定了，陈掖贤不会走平庸之路，他的一生，必将与这动荡时代紧密相连。

1960年，31岁的陈掖贤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这一年，饥荒的阴影还笼罩着中国大地，刚刚度过困难时期的人民生活依然十分拮据。

那时的陈掖贤过着清贫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的父亲陈达邦当时任职于政协，有权使用特供餐厅。有一天，陈达邦突然邀请陈掖贤去政协餐厅吃饭。

一向倔强的陈掖贤起初拒绝了，但在父亲再三坚持下还是去了。然而这一去，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在餐厅里，陈掖贤看到桌上摆满了肉类蔬菜，早已多日没吃过这些的他不禁暗自咽了咽口水。陈达邦笑呵呵的为儿子夹了一大盘子红烧狮子头肉，还一一介绍起其他饭菜的名字。

对于长期生活在艰苦条件下的陈掖贤来说，这无疑是一顿盛宴。然而就在他忘我大快朵颐之时，一种隐隐的罪恶感悄然浮上心头，明明大多数人还在挨饿，自己作为革命烈士的儿子，却能吃上如此丰盛的饭菜，这似乎有些不合适。

这顿饭吃完后的一个月里，陈掖贤总是时时刻刻想起父亲带他去餐厅的情形。

国家刚刚经历饥荒，老百姓还在艰苦奋斗，想到那天品尝到的美味，他心中很不是滋味。认为这与母亲赵一曼当年和百姓甘苦与共的精神南辕北辙。

陈掖贤一个人默默忍受了几十天，最后还是忍不住将心头之疑告诉了上级领导，想得到一个解释来平复自己的情绪。但是领导的回答在他看来过于笼统，没有真正解答他的困惑。

这样的结果让陈掖贤很是失望。过了几天，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中一闪，给国家主席毛主席写封信，把自己的所思所想直接告诉他，也许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1960年冬，陈掖贤前往北京寄居在姑母家中。他的姑母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组织的帮助下找到了陈掖贤，将他从湖北带到北京，安排他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多年来，陈琮英对这个外甥照顾有加。

陈掖贤来到姑母家，写就了一封信。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信，已隐约透露出其内心的一些疑虑。作为烈士之子，他内心涌动着对那个时代的种种情感。

通过姑母的关系，这封信很快就直接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我们无法得知信中的具体内容，但可以想象，31岁的陈掖贤已经开始有了强烈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责任感。他身上的烈士血脉和时代的变迁，都促使他要把某些观点表达给党和国家的最高层。

任弼时和陈琮英

这样，一封本意是忠告的信，在激进的笔调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不免带上了些许反叛的色彩。它成为陈掖贤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直接改变了这个青年的命运走向。

在当时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许多人的命运都与时代风云密不可分。

陈掖贤作为烈士之子，他那深植骨髓的正义感，注定他不能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必须要让内心的疑问传达到最高层。

于是，一封看似寻常的来信，却承载了太多命运的变数。它不只属于陈掖贤个人，更映射出整个时代的困惑与期盼。

刚打开信封，毛主席还表情如常。但当他浏览信件内容后，脸色迅速变得难看起来。

原来，信中不仅指出了“大跃进”运动中存在的问题，还用了许多讥讽当前政策的词句，颇有挑衅之意。

面对信中尖锐的语言，毛主席不禁大为光火。他立刻询问身边的秘书，这封信是哪里来的。秘书回答道:“来信人名叫陈掖贤，是烈士赵一曼的儿子。”

听到“赵一曼”这个名字，毛主席的脸色缓和了几分。他了解到，原来写信的是烈士遗孤，心中不免升起几分怜悯之情。

赵一曼是革命先烈，为国捐躯的英雄。她的儿子从小缺少母爱，又要承担起烈士子弟的重任，心理上难免会有些偏激。

再加上正值“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一些问题的确令人困惑，作为青年人对现实的不满也可以理解。

思及此，毛主席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没有再对陈掖贤的错误表示批评，也没有要求对其进行惩处或批斗。相反，他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算了，不追究了。”

这六个字，包含着深沉的宽容与理解。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孤儿的慈爱，也体现了毛主席的开明胸襟和成熟智慧。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就曾说过:“同志还是同志，同志仍是同志。”面对陈掖贤的错误，他也秉持着同样宽厚的态度。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体恤陈掖贤内心的苦闷与迷茫。他希望这个烈士之子能明白自己的错，重新找回革命的初心，而不是被局限在眼前的纷争中。

六个字，其中蕴含的哲理非同寻常。它启迪我们，面对年轻人的错误，也需要宽容去理解;面对时代的困惑，也需要智慧去化解。

陈掖贤虽有错，但他的母亲是民族英雄。毛主席没有加以责难，而是给了希望，这份宽厚之举，令人赞叹。

六个字，千载留声。既展示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照亮了领袖宽广的胸襟。

了解到毛主席的反应后，陈掖贤的内心也无疑产生了巨大震动。但他天生倔强刚烈的个性并未因此改变，在以后的岁月里，陈掖贤继续我行我素，屡屡得罪上级，最终饱受批判。

与此同时，他在生活中也经历了不少困难。性格孤僻，处理人际关系始终拙劣的他，因家庭琐事离了婚，两名女儿也被送人抚养。1966年，父亲去世，精神上脆弱的陈掖贤受到了极大打击。

1982年冬，53岁的陈掖贤在抑郁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那一封充满叛逆与理想主义的“讽刺信”，以及身后留下的遗书，提醒后人不要轻易忘记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与一代人热血奋勇的青春。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也应当怀着宽容的心态，去理解每个人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正如毛主席所说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