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我军军史、战史为题材的影视剧频频被搬上荧幕，褒贬不一。其中有些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业绩，有了各种特效的加持，画面震撼、音乐感人，但库叔看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新作大多只着力于突出某英雄人物的个人作用，与上世纪50、60年代拍摄的革命战争题材经典影片相比，缺了“魂”，即党的领导智慧。
党的绝对领导和集体领导，是我军与历史上一切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也是确保我军“人民子弟兵”本色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正因如此，我军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屡创奇迹，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华中地区最为黑暗的这一年，我党再次创造奇迹——持续163个昼夜、史无前例的、战略级的、成建制潜伏任务，在党的严密组织和领导下，正在悄悄展开……
一、战略锁钥，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重建新四军军部，将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整编为7个师又1个独立旅。在黄桥决战中崭露头角的粟裕被任命为1师师长（后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在与苏中地区隔江相望的苏南，由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合编成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
江苏溧阳市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旧址
1942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1师、6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统归粟裕指挥，但对外仍保留6师番号。此后，6师18旅被纳入1师建制，6师16旅也归1师指挥。
这个不同寻常的决定背后有着通盘考虑。
6师活动的苏州、无锡、常州、常熟及上海近郊，是新四军挺进敌后创建的首块根据地及游击区。这是当时最为富庶的区域，经济发达、人烟稠密，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必保的核心统治地带，也是汪伪政权税赋的主要来源地。
新四军在此坚持抗战，不仅可以极大地扩大我党我军在江浙一带的影响力、坚定敌占核心区群众“日本必败，抗战必胜”的信心、粉碎日军“以战养战”的图谋，而且，在此区域内获得的通讯器材、药品、医疗器械、军工原料及从上海等城市动员到根据地工作的熟练技术工人，对于华中抗战具有重大意义。
苏中和苏南根据地主要依靠长江水上交通线保持联系和人员、物资往来
当地交通十分发达，且地形几乎无险可守，缺乏回旋余地，6师面对日、伪、顽三方势力的强力“围剿”，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对内合并1师、6师机关，将6师18旅直接划归1师建制，由粟裕统一指挥1师、6师部队，就是要凭借在苏中活动的新四军1师强大战斗力，将以往2支部队间的战略呼应进一步深化为战役、战术配合。
与八路军五台山根据地和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关系极为相似，苏中、苏南2个地区相辅相成、抱团发展——苏南为苏中乃至整个华中提供战略物资和特殊人才供给，苏中为苏南提供强有力的战役、战术支援。
这两个地区的联系主要依靠长江和运河。其中，被称为“通海5县”的苏中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岛，是这条战略交通线的锁匙之处。这里临江靠海、水网纵横，虽有利于我军将日伪的长江封锁线渗透成筛子，但却无险可守。
为缩小目标、避免过度刺激敌人，由1师3旅兼的苏中四分区只保留1个主力团实施机动作战，其他都是黄桥决战后新组建的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中，有一些接受我党和新四军领导、对外却以“灰色”面目示人的力量。
二、大胆计划，趁机打进日伪内部
对华中地区来说，1943年是最为黑暗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日伪倾尽全力对苏南地区实施了史无前例的“清乡”行动，随后将“清乡”重点扩展到了与苏南一水之隔的苏中四分区。日伪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指导方针。所谓“七分政治”，指大力对根据地群众开展欺骗宣传、奴化教育，并采用各种特务手段对我实施渗透和策反。
其中，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是重点策反对象。
汤景延出生在江苏如皋的一个地方豪强家庭。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中华体育师范读书，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回乡后，他出任国民党如皋县党部书记长。大革命失败，他凭借家族背景在残酷的“清党”中幸存下来，从此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凭借自己在当地的人脉和声望，组建“海门游击总队”投身抗战。很快，这支群众自发抗日武装便被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长江收编。在其麾下数年，汤景延见识到什么叫“说一套、做一套”，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大智大勇的汤景延同志
1941年，李长江公开投敌，汤景延毅然与之彻底决裂，回到海门重新组织起通海自卫团，并自任团长。在他的领导下，通海自卫团巧妙地与优势之敌周旋，伺机予敌沉重打击。后来，汤景延重新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将通海自卫团置于党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之下，他本人也于1942年重新入党。
考虑到斗争形势需要，汤景延的党员身份对外严格保密，通海自卫团中的党组织也处于秘密状态。在外人眼里，“汤团”是支非国、非共、非伪的“灰色”武装。
敌人认为，李长江的这个昔日旧部完全可以“争取过来”。1943年2月中旬，汪伪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派南通籍特务陆某以老乡身份前往“汤团”驻地策反汤景延。汤景延面上虚与委蛇，话里话外都给对方留下回旋余地。等特务离开，他立即将此事向党组织和苏中四分区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鉴于通海地区我方力量相对薄弱、汤景延党员身份尚未暴露，时任苏中四分区地委书记的姬鹏飞认为，让通海自卫团以驻扎原地不调防为先决条件打入敌营内部，不失为在困难局面下保存力量、确保大江南北战略交通线畅通的好办法，遂向粟裕汇报。
粟裕召开苏中军区党委会，反复研究个中利弊后得出结论：这是个极为大胆、而且具备可行性的计划。汤景延政治立场坚定，在通海地区有很大影响力，在汪伪政权内部有不少熟人，最适合扮演这种“白皮红心”的角色。
三、周密准备，组织布局、密不漏风
中共中央华中局批准后，授命粟裕全权负责此事。他会同中共苏中区副书记陈丕显，与汤景延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三人一道分析了苏中四分区面临的严峻形势，粟裕要求汤景延要“像孙悟空钻入铁扇公主肚子中那样”率部打入敌营内部，暗中确保大江南北战略交通线畅通，助力苏南和苏中根据地渡过难关。
此事凶险万分，还必遭到父老乡亲的唾骂，个人和家族名誉将毁于一旦。但是，面对家国大业，汤景延果断领命。
像这样规模的秘密行动，在我党我军历史上还是头一遭。为确保万无一失，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苏中四分区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
*对外，迷惑敌人。
汤景延对汪伪特务陆某提出，要亲自面见姜颂平“谈条件”。3月底，他见到了姜颂平：要“归顺南京政府”也行，但通海自卫团必须保持原有建制，并驻扎在原地不动。
那时，有地盘就有势力、有枪便是“草头王”，地方割据势力为了一己私利而倒戈如家常便饭。在汪伪方面看来，汤景延提出的条件与其他投靠自己的势力别无二致，“非常合理，再正常不过”。
于是，在与汪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商议并报经日军顾问批准后，姜颂平拍着胸脯保证：“汤团”改编为“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后，建制和防区均不变，行政上受“苏北清乡公署”和汪伪苏北特工站双重领导。
时任新四军1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是“汤团行动”的总指挥
*对内，严密组织。
粟裕、陈丕显等人将崇明警卫团并入了通海自卫团。这支队伍由共产党员沈鼎法组建的“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发展而来，驻扎在掘港，政治基础好于通海自卫团，但因驻扎在无甚回旋余地的崇明岛上，受日、伪、顽联合挤压，处境远较通海自卫团险恶。
将其并入通海自卫团，对外可显示汤景延“扩充实力和地盘”的决心，符合其“附逆”的“人设”，让这出诈降戏看上去更为真实可信。2支武装合并后，“汤团”人数增至630人，党员人数增至30余人。
苏中军区对原通海自卫团人员情况进行了梳理，调走了一些不适宜执行诈降任务的人员，从全区抽调30余名党员骨干加入，使全团党员人数进一步扩充至60余人；为这个仅有6个连建制的小团配备了正副2名团政委和2名副团长。
团长汤景延，主要负责与日伪头面人物周旋；
由于沈鼎法的党员身份几乎是公开的，组织将他调离军事指挥岗位，转而从事地下工作，其胞弟沈鼎立担任合并后的通海自卫团副团长；
通海工委书记顾复生兼团政委，负责全面主持工作；
苏中四地委江南工委书记、通海行署副主任任天石为团副政委，负责掌握2部秘密电台及保卫电台的警卫组；
从主力部队调来的副团长沈仲彝负责军事工作，沈鼎立副团长协助其掌握部队；
苏中军区保卫部梁皓群担任“汤团”1营党支部书记，对外以“书记官”作掩护，实际上是该团与苏中军区、苏中四分区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在行动开始前，“汤团”党总支向党员骨干们秘密交了底，要求大家严守组织纪律、严保组织机密，尽一切努力确保行动成功，而且坚决做到不变心、不叛党。
四、整团潜伏，演戏、开店、送情报
为了让这次“倒戈”看上去更逼真，党组织安排原崇明警卫团参谋长茅琛在汤景延主持召开的通海自卫团团务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并于4月19日深夜在桃源乡和震蒙乡交界处的姜灶港布置了一次假战斗，还在现场扔下了一具被处决的叛徒尸体。
就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当地群众中迅速流传开来：昨晚“汤团”团部驻地发生了“兵变”，死伤了好几个人，有个人的尸体还留在原地，汤景延及所部不知去向。
有胆大的围观群众辩认出那具尸体确实是“汤团”的人，进一步坐实了“兵变”传闻。
4月20日凌晨，汤景延将部队拉到了南通郊外安顿好，孤身入城见多次催促自己“从速举事”的姜颂平。姜颂平喜形于色，表示热烈欢迎，询问他是否将部队都拉过来了。汤景延说：“崇明警卫团茅琛临时变卦，反对‘部队起义’，率十几个亲信逃跑，追击未获，只打死了其中一个。”
此言与外派特务传回来的消息如出一辙，姜颂平遂深信不疑，当即陪同汤景延前往苏州去见一个大汉奸——汪伪江苏省主席、特工委员会主任李士群。李士群宣布晋升汤景延为旅长，授予其少将军衔。不过，人员和武器装备都要靠汤景延自筹。
此次江南之行，“汤团”初步获取了敌人的信任
回到南通后，汤景延给亲朋故旧广发请柬，附逆之人纷纷前来祝贺“高升”。觥筹交错间，自4月10日起开始执行的对苏中四分区“清乡”计划、部队调动情况等情报，从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嘴中流出，被汤景延不动声色地一一记下。散席后，他立即通过任天石掌握的电台将这些重要情报发往苏中军区。
“汤团”公开宣布“附逆”后，部队没换军装，只是将新四军臂章换成写有“绥靖”二字的臂章，番号改称“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汤景延高举着李士群要他“自筹人枪”的这一“尚方宝剑”，以解决部队给养为名，迅速创办“协记公行”，并亲自兼任总经理。
实际上，一切业务均由以“账房先生”团政委顾复生负责打理。他利用“协记公行”的合法地位，在长江边的3个重要港口设立分行，以贩运粮食、蔬菜、肉类为掩护，保障我大江南北交通线安全，护送我方往来人员、为我军筹粮筹款，并在支援苏南18旅的同时，将从江南采购到的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和兵工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往江北各根据地。
期间，汤景延利用与日伪联防之便，获取了我南通敌工部集会地点遭提前泄露的情报。事态紧急，顾复生坐着汤景延的小汽车冒险赶往观音山，通过地下联络站及时送出情报，为我方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五、险象环生，高压之下、一一化解
看起来，“汤团”在敌方阵营里混得风生水起，其实，敌我之间各种明暗较量一天都没停过。
汤景延的团部被汪伪方面安排在茅家镇，与当地日本宪兵队比邻而居，街对面就是敌人驻海门县特工站。进出“汤团”团部的人都在日伪视线范围内，稍有不慎，就会露出马脚。
梁皓群的身份引起了敌人怀疑。
姜颂平：“共产党有书记，你们部队里也有书记，这个书记是干什么的呢?”
汤景延：“我的部队里没有书记。”
姜颂平：“第1营营部就有1个书记叫梁皓群。”
汤景延：“他是书记官，也就是文书，是根据你们的编制安排的。”
姜颂平：“我有空再找他来谈谈。”
汤景延：“他是上海人，这阵子回家探亲了，等他回来再叫他到你这里来谈话。”
回到团部后，汤景延立即将此事向团党总支汇报。党总支立即安排梁皓群撤离，由原1营教导员、现任1营营长陈统光接替他的1营党支部书记职务。
按原计划，每个“汤团”干部都要与汪伪军政人员“广交朋友”，但是，行为要有“度”。在与汪伪海门县特工站接触过程中，参谋长苏农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明显越过了组织划下的“红线”。
政委顾复生没少苦口婆心地规劝，但苏农却依旧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他知晓“汤团”此次行动的底细，一旦变节后果不堪设想。“汤团”团党总支开会研究后，果断下令秘密处决了苏农。
晚年的顾复生同志
苏农的离奇“失踪”，立即引起了汪伪特务的警觉。姜颂平下令海门县特工站加强对“汤团”的监视。不久，特务们在“汤团”2营驻地发现了穿便衣、带手枪的电台警卫组，继而侦测到2营驻地有电台不定期发报。
特务头子姜颂平质问汤景延，后者面不改色，坦承这是自己与苏南、上海方面做生意用的商业电台。至于部队里有不在册的便衣武装，他理直气壮地回答：“这年头，谁还不养几个便衣保镖，以防不测呢？”
此番行为确系当时各种游杂武装的通行做法。因此，姜颂平虽仍疑虑，但缺乏证据，此事遂不了了之。事后，任天石带电台及警卫组连夜转移驻地，行动更加谨慎。
不久，汪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要派人对“汤团”的人员、武器装备进行点验。当时，以“点验”为名、行缴械收编之实，是惯用做法。加之，自“附逆”以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已让敌人对“汤团”有所怀疑，汤景延必须考虑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他向姜颂平抱怨：“你们这个验枪的命令实际上是缴枪的手段和方法。假使你们这样做，我就不负责了。”
将“汤团”拉过来，是这个特务头子的一大“政绩”，若有变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便一再劝慰汤景延：“保证不缴你们的枪械，但是有一个要求，验枪时子弹不准上膛。你刚从新四军里打开缺口，我们还希望通过你做大的买卖呢。”
当天，为防不测，“汤团”将部分精干力量和好武器隐藏起来，其余人员集中到茅镇，由“苏北清乡公署”派来的12名汪伪军官进行点验。在逐条枪验收过程中，这些人发现有人枪里子弹上了膛。汤景延佯装发火，怒气冲冲地当众“斥责”这个战士。
见汤景延如此，事先已被姜颂平打过“招呼”的汪伪军官们非但不发难，还反过来劝汤景延息怒。点验完毕后，他们得出结论：“汤团长合作是诚心诚意的，做事也实事求是”“人员充实，训练有素，武器装备齐整”。
六、大智大勇，拢住队伍、激化敌人内斗
汪伪“苏北清乡公署”当即要求“汤团”将驻地西移，并参与“清乡”行动。汤景延一一照办，并将团部移驻金沙镇，以便就近指挥。
每次和日军一起“清乡”，“汤团”党总支都会想办法提前将行动时间和地点等情报发往苏中军区，并和根据地约好，部队到达目的地之前用三八式步枪鸣枪示警，以枪声数量的不同告之“汤团”和日军的相对位置，以免发生误伤。
万一被迫要与自己人对阵，“汤团”指战员便大呼小叫、朝天放枪，甚至趁乱枪击一起行动的日伪军，掩护自己人撤退。几次行动过后，日军见“汤团”每每提前开火，根本围不住新四军及游击队，遂派联络官前来质问。
“汤团”一番话怼得日军联络官哑口无言：“我们发现了新四军，要不要打？如果等跟在后面的‘皇军’赶到再打，放跑了新四军，我们可负不了责任！”
有一次，“清乡”区西部的民兵急需武器弹药补给。“汤团”便从部队里抽调出数十支步枪和10条子弹袋，用麻绳扎好，以送坏枪去修械所为名，装进汤景延的私人小汽车，由顾复生亲自押运到指定地点，交给等候在那里的民兵。
6月中旬某日，敌人突然派人来请汤景延去南通“游玩”。这很可能是一场“鸿门宴”，为了避免敌人起疑，汤景延决定只身犯险。果然，他前脚刚走，对方就下达了将“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改编为“苏北清乡公署保安司令部教导二大队”的命令，限部队于6月16日开往南通受训。
原来，这是姜颂平的权斗对手张北生为吞并“汤团”而施展的“调虎离山计”。若抗命不从，“汤团”就将暴露，汤景延本人有性命之忧；若依令进入南通，部队将陷入合围，随时可能遭到肢解和吞并。
怎么办？
团党总支立即通过电台向粟裕请示行动方略。按苏中军区党委的命令，由副团长沈仲彝带队伍去南通受训，尽一切努力拢住部队；团政委顾复生留下来，继续确保大江南北交通运输线的畅通。
“汤团”抵达南通后，日伪将“汤团”指战员分开训练，并规定集训期间任何人不许携带武器。沈仲彝通过在日伪军中的关系，花钱打通关节，给自己弄到了1个“军训教官”职位，继续掌握部队。此后，他又以团部文书不属于作战人员为理由免于受训，日夜看管武器，让“汤团”免除了被缴械的危险。
新四军缴获自日军的歪把子轻机枪和掷弹筒
根据党的指示，汤景延怒气冲冲地向姜颂平发难，质问他当初承诺的“编制和防区均不变”究竟还算不算数？此时，姜颂平和张北生矛盾激化：眼见对手要吞并“汤团”，姜颂平便和他撕破了脸，声称这支队伍是自己拉过来的，当然要受自己节制；张北生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声称特工系统里没有军队编制，“汤团”自然要归“苏北清乡公署”集中统一领导。
要论台面上的法理，姜颂平说不过张北生。于是，汤景延拉着姜颂平再赴苏州见李士群。送上名表、洋酒等贵重礼物后，二人齐声痛斥张北生“捞过界”。李士群大笔一挥，委任汤景延为“特工总部苏北督察大队大队长”，“汤团”自然而然地成了归“特工总部”节制的“苏北督察大队”。
不过，看到李士群签署的委任状，背后有周佛海支持的张北生并不买账。周佛海和李士群因争夺伪“江苏省主席”这个肥缺而势同水火。张北生此番来到苏中，就是奉命前来争地盘、抓武装的；加之日本人已对李士群极为不满，自然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汤景延寄望于借日本人之手扳倒张北生，大力协助姜颂平四处搜集其贪污证据，整理后上报日本华中派遣军宪兵司令部。不久，李士群在赴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冈村少佐家宴时被下毒，于9月9日不治身亡。
“靠山”一倒，姜颂平无力与张北生争锋。
七、破腹而出，成就我军一流主力团
到9月初，为期2个多月的“整训”结束后，“汤团”被改编为5个连建制的“苏北清乡公署保安司令部教导二大队”，并被调离原防区，转入苏中内地，分散在百余公里范围内的十余个集镇上，处于日伪优势兵力的挟制和监视中。原先由“汤团”控制的沿江各港口也悉数被汪伪嫡系部队接管。
在这种情况下，“汤团”很难在敌营中有所作为，而且随时面临着被日伪分割吞并的危险。鉴于自8月下旬以后苏中军区反“清乡”斗争形势已发生逆转——日伪节节败退，我军主力部队已可以整营、整团地在敌重点“清乡”区域活动了，苏中军区遂决定适时让“汤团”破腹而出，并派主力部队接应。
接到新四军1师3旅旅长兼苏中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传达的组织决定后，顾复生立即赶回来布置工作。团党总支成员们分别深入部队，一面了解指战员思想动态、切实掌握部队，一面制订联络暗号、指定联络员，以便一声令下、全团统一行动。
9月23日，顾复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汤团”各部于29日晚开始回归行动，在当晚23时前全部撤到指定地点，由南通警卫团负责接应回根据地。这段时间，汤景延坐镇团部掌控全局。沈仲彝副团长下部队指挥、协调各连行动。
恰逢2营营长周显才的未婚妻来部队探亲，团党总支便让他四处宣称将于30日举办婚礼，并向日伪头目广发喜帖，以此掩护撤离准备工作。
29日下午，“汤团”家眷们以跟着周显才下乡喝喜酒为名，携带辎重细软和重要文件先行撤退。周显才将她们护送到上级指定地点，交给接应部队后，又返回驻地准备战斗。
苏中根据地群众热烈欢迎“汤团”回归
当晚，汤景延在团部设宴，请日本宪兵队头目、汪伪特工站正副站长及南通伪警察局局长过来搓麻将。几人中，只有日本宪兵队队长屡邀不至。
22时左右，日军将电话打到汤景延团部，对特工站正副站长仍在打麻将表示不满。汤景延趁机对手气正好、玩兴正浓的敌特工站站长说：“干脆我让人去你那儿帮忙站岗，应付‘皇军’。”对方直夸汤景延“够朋友”。
就这样，顾复生带着团部直属队直摸进对门的特工站，没费一枪一弹就俘获了在站里值班的全部特务。
23时许，汤景延以上厕所为由走出了房门。埋伏在门外的警卫员们立即冲进屋里，将枪口对准了麻将桌上的敌特工站正副站长和伪警察局局长，喝令他们举起手来。敌特工站站长不明就里，下意识说：“别误会。”警卫员们断喝：“谁跟你发生误会?老子是新四军，今晚就要抓你。”情知不妙的3个伪警特头目还想顽抗，但还没等掏出枪来，就被击毙了。
在团部动手的同时，散布在百余公里十余个集镇上的“汤团”各部也统一行动，击毙伪军6人，缴获长短枪48支、现款5000余元，并在南通警卫团接应下顺利回到根据地。
至此，持续163个昼夜，史无前例的、战略级的、成建制潜伏行动胜利落幕。“汤团”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功完成了任务，达成了党组织事先规定的“回来时人枪要保持原数”的要求，成功保障了大江南北战略交通线的畅通，有力地配合了苏中军区的反“清乡”斗争。
粟裕给予高度评价：“汤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回归后，“汤团”被整编为联抗第2团；1944年10月，编入苏中三分区紫石独立团；1945年8月，与其他部队合编为苏中军区新1旅第12团；同年10月，改称苏中军区独立旅第2团；1946年5月，被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6师18旅53团；1947年2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6纵18师53团；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72师215团，为我军一流主力团。
在此次行动中立下殊勋的汤景延，回归后历任苏北六县抗联副司令、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1948年春，他率部在上海近郊展开武装斗争时，不幸被叛徒出卖，伤重被捕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上海解放后，党和政府将汤景延同志遗骨隆重移葬龙华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