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成为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住所。从当年11月，一直到1974年6月因病住院之前，周恩来在这里生活了25年。
周恩来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周恩来居住期间，这里曾进行过一次翻修。而当工作人员满心欢喜地期待总理的反应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清末时修建 年代久远西花厅是在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原本是宣统帝溥仪父亲载沣的居所。它这样的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在当时的北京城里比较常见。清朝覆灭后，西花厅曾在北洋政府时期，作为国务院所在地。等到了1949年初北平解放前，这里时为北平市特别市政府的办公场所。事实上，周恩来搬进中南海后，一开始并不是住在这里。他最早的住处，是后来毛主席长居的丰泽园。可随着毛主席也住进中南海，周恩来便把丰泽园的里院让给了他。开国大典过后的1949年11月，周恩来和邓颖超搬到了西花厅。这里的院子里，有着许多海棠树。周恩来看到后十分喜欢，便最终选择了这里。虽然西花厅这个名字听着很典雅，但由于年代久远，整个建筑群已显陈旧。砖墙剥落，廊柱斑驳，与当年的豪华王府，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这里的环境还比较阴暗潮湿。地面长期受潮后，墙角经常出现一层碱花。每当周恩来夜间办公时，经常会感到一股寒气从地面冒出。
西花厅而随着周恩来年纪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再加上总理事务繁忙，常常在西花厅里忙到深夜，腿部长期受到寒气侵袭，久而久之，他的腿部出现了疼痛。为了缓解地面寒气带来的影响，周恩来便时常在夜里，将一块毯子盖到自己的腿上。身边的工作人员们看到后，都觉得非常心疼。这其中，以周恩来的贴身秘书何谦为甚。他跟随总理多年，目睹总理不得不在这样条件的环境中工作，感到十分难受。为此，他与邓颖超夫人多次商量，如何对这里的环境进行改善。与此同时，何谦也多次向周恩来建议，把西花厅重新修一修。可每次向周总理说起此事，他都一口回绝。此时正是60年代初，国家经济非常困难。周恩来认为在此时此刻，不能再浪费国家的钱。周总理同意维修 工作人员精心安排虽然总理多次予以拒绝，但何谦等工作人员依然没有放弃。可他们深知，要想获得总理的同意，一定要拿出充足的理由。不然，以他的性格，是断然不会批准的。在多番思考后，何谦终于找到了一条过硬的理由。这天，他向周恩来说道：“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些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听了这话，周恩来似乎被打动了。他认真想了想，点了点头：“嗯，你说得有道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让这里损坏。”
周恩来周恩来一向对文物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所以对于这个理由，他是比较认可的。何谦看到总理的反应，立即顺势提出：“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您外出的时候搞？”周总理表示同意：“行，这件事你来办吧。”说完这句话，他又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望着何谦，加重语气补充道：“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何谦连忙应和：“我知道。”此时的他，心里已经乐开了花。不久之后，周恩来前往广东从化工作，需要离开北京一段时间。没有跟随总理前去的何谦，意识到给西花厅进行修缮的机会来了。在征得邓颖超等人的同意后，何谦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这里整修一番。由于周总理的腿有毛病，经常一坐就是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一到下半夜就会腿疼，何谦便先让工人将房间地面的砖块，换成了地板。这样一来，从地面上涌的潮气，便得到很大缓解。不仅如此，何谦还将房间里一块已经潮湿发霉的旧地毯撤走，换了一块新的。解决了地面的事情后，何谦又将目光转向窗户。由于年久失修，这里的窗子缝隙较大。一到冬天，便走风漏气，让屋子寒意十足。何谦指挥工人，让他们把窗户弄得十分严实；而原来的窗帘，又薄又不隔光，便也一并换成了较厚的呢子窗帘。这样一来，冬天的时候房间里就暖和了不少。而对于这里的卫生间，何秘书也进行了改建。里面有一个旧澡盆，形状是倾斜的圆弧形。此时周恩来年事已高，行动不太便利，又不容许别人帮他洗澡，总是自己关起门来解决。一旦他不小心滑一跤，那可了不得。考虑到这点，何谦决定换一个新澡盆。正好，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有一些剩下的澡盆，何谦便让人搬过来一个，将旧的换掉了。新澡盆形状平整，还带有扶手，对周总理这个年纪的人非常友好。至于屋子里的家具，也由于周恩来的勤俭，多年来一直十分简陋。周总理每天工作那样辛苦，却连让自己累了放松一下的沙发都没有。于是，何谦就从钓鱼台国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选了两个，搬到这里来。不仅周恩来生活简朴，妻子邓颖超的房间也布置得很简单。在当时，很多有条件的女同志，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梳妆台。而作为总理夫人，邓颖超这些年来，却一直没有。想到这里，何秘书便自作主张，给她安置了一个。
周恩来和邓颖超屋子里的房梁早已经腐朽，上面的材料经常向下掉，弄得很不方便。在何谦的指挥下，工人又将房梁进行了更换，并重新用油漆粉刷了一遍。当然，在做这些翻修工作时，何谦一直没有忘记周总理“一定不能铺张浪费”的指示。在办完这些事后，他赶紧算了一笔账。这一算，何谦心里彻底踏实了：这些花费，远远算不上“铺张浪费”；何况，每处修缮都是事出有因，完全没有多此一举。对周恩来这样的大国总理来说，属实已经是低标准了。看着自己翻修后的成果，何谦开始期待着，周总理回来时看到这些变化的反应……看到翻新成果 周恩来勃然大怒终于，在忙完了各项工作后，周恩来回到了北京。在去接站时，何谦特意没提整修西花厅的事，而是想给总理一个惊喜。作为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工作人员，他深知这位总理还存留着一些“孩子气”。何秘书想让总理自己发现房子的焕然一新，目睹他的惊讶与喜悦。随周恩来回到中南海后，何谦一直紧跟总理，观察着他的神情变化。当他们走过西花厅的前院，就要迈进屋子里时，何秘书突然生出一份莫名的紧张……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周恩来突然停在了门口。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过门坎，而另一只则留在了外面。总理看着屋子的景象，怔在了原地。
周恩来何谦意识到，总理惊是惊到了，可似乎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欣喜……突然，周恩来的浓眉紧蹙，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将屋子迅速扫视了一遍，从地板、窗帘、沙发，到粉刷过的屋顶和墙壁。接着，总理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脸色也开始涨红，牙齿紧咬着，完全没有任何喜悦之色。与此同时，他跨进门坎的那只脚，又缓缓地抽了出来。目睹这一切的何谦，已然明白了状况。他下意识地朝一旁退了一步，想离总理远一些……“何秘书！”就在何谦心里打鼓时，周恩来终于发话了。“到。”何谦条件反射般应答道。他想赶紧进行解释：“总理……”这时的周恩来，转过头看向何谦，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何谦知道，总理只有在愤怒时，才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不敢正视总理的双眼，一时间手足无措。“你花了多少钱？”周恩来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房子太旧，又潮湿，我怕夜里您办公……”何谦依然努力解释。可周恩来立即打断了他：“问你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不多。”何谦搪塞道。“你还想花多少？”周恩来继续严厉地追问。“有些东西是仓库里的存货，放着也是放着……”何谦小声地说。“你也是老同志了，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的！”说到这里，周恩来想到了什么，提高音量道：“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何谦急忙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是我的主意。”“她知道不知道？”周恩来刨根问底。“她也不在，她不知道。”何谦坚定地回答道。他深知，这个时候，决不能出卖邓大姐和其他同志。“您年龄大了，腿又不好……”何秘书继续解释。“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当听到周恩来说出这两句话，何谦彻底明白这次事大了。
周恩来原来，根据何谦这么多年的观察，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总理生起气来，最常用的话有三种，分别是“滑稽”、“胡闹台”与“这是不允许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恩来的道德修养不是一般的高。即使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他也能克制自己不说脏字。而“胡闹台”这句，出自于周恩来家乡江苏淮安，意思是胡闹、胡来。虽然周恩来很小的时候便离开了淮安，但这句乡言依然伴随了他一生。此刻，当听到总理将平时生气时用的三句话，一下说出来两句，何谦便知道大事不好，自己闯了大祸。“您在外面，我想，有些事情打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何秘书再一次尝试。“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这时，周恩来不仅语气严厉，还做了一个手势。何秘书立即住了嘴，他明白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赶紧承认错误。“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听到这里，周恩来又一次生气地打断了他：“我现在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他将手用力一甩，接着问道：“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您，您赔不起……”何谦小声喃喃道。作为长年跟随周恩来夫妇的工作人员，他深知两人的存款很少。“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周恩来瞪了何谦一眼，用手指向屋子里，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命令道：“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周恩来说完后，他径直转身，离开了这里。何谦呆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一旁的其他工作人员，赶紧追上去劝周总理。可周恩来完全不为所动。他边走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东西撤走 周恩来重新入住离开西花厅后，周恩来临时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而此时的何谦，则急得连续写了好几份检查，却都没能让总理消气。时间一长，邓颖超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很着急。一番商量后，他们想起一个人：陈毅。陈老总和周总理的私交很好，还很会讲话。大家觉得，请陈毅去做周恩来的工作，总理一定会很快消气，回到西花厅的。当陈毅看过整修的房子后，也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于是，带着大家的期待，陈老总去找周恩来。
陈毅和周恩来可没想到的是，这一次，连陈毅也没能说服自己的老友。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听了总理这番肺腑之言，会上的副总理与部长副部长们，都深受震动。他们纷纷前来西花厅参观，想看看这里被修成了什么样。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眼前的西花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般富丽堂皇；相反，他们中的有些人，自己的住所条件都比这里好……而作为当事人，何谦又继续写了多份检查。他掏心掏肺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这份检查交上去后不久，周恩来忽然通知何谦去见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何谦低着头，不知怎么面对自己的老首长……周恩来抓着何谦的手，在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发出一声长叹：“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如果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呐，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周恩来听了周恩来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何谦不禁湿了眼眶。他喊了一声“总理！”，就泪如雨下……从那里回来后，何谦终于下定决心，叫人把西花厅里的地毯、窗帘、沙发、梳妆台等，凡是能搬走的都搬走了；只剩下不能拆的地板，和被水泥固定住的澡盆。周总理这才重新回到了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