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翎谕
本文声明:本文为短篇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理性观看，如果喜欢文章，可以评论，关注！
那年我们家有4个孩子，二叔因为不能生育，就想要从我们家过继一个。
于是二姐就成了二叔家里的孩子，从此和我们的生活天差地别。
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三个孩子都离开家去了远方，待在父母身边的却是那个被送走的二姐。
01
那是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我家住在县城一个老旧的筒子楼里，一家六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间内。
父亲是印刷厂的普通工人，工资不高，养活我们四个孩子已经捉襟见肘。大哥十岁，二姐八岁，我七岁，小弟才三岁。
晚饭后，我趴在窗户上看着楼下的雪花，呵气在玻璃上画小花。
忽然，院子里传来喧哗声，我看见二叔二婶拎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楼道。
母亲脸色一变，拉着我坐回了床上。
“又来了，”母亲低声对父亲说，“这都第几回了？”
父亲愁眉不展，把烟按灭：“没办法，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爹娘早就下了死命令。”
我不明白大人们在说什么，只看见二叔二婶进门后，气氛变得异常凝重。二婶拉着母亲的手哭诉着什么，听到“十年”“不孕”“老了”这些词。二叔则和父亲在角落里说话，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不行，我不能同意，”母亲突然站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孩子不是物件，怎么能说给就给？”
二婶跪下了，拽着母亲的衣角：“嫂子，我们农村条件虽差，但一定会把孩子当亲生的养，供她读书，以后找个好人家……”
小弟被吓哭了，我抱着他，大哥则把二姐拉到了身后。
那晚上，我们四个孩子被安排在邻居家过夜。第二天回家时，父母都红着眼睛。
晚饭后，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声音嘶哑地宣布：“二姐要去二叔家生活了，以后就是二叔二婶的女儿。”
二姐一下子哭出来：“我不去，我要和爹、娘在一起！”
母亲把她抱在怀里，也泣不成声。父亲解释说农村条件虽差，但二叔家只有二姐一个孩子，会对她很好。二姐摇头，拼命挣扎。
我听说二叔原本是犹豫要带走我还是二姐，二叔说我看起来更娇气，怕在农村吃不了苦，最后选了身体更结实的二姐。听到这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庆幸与愧疚交织。
走的那天，我把自己攒的糖果都塞给了二姐：“姐，你吃。”
二姐抱着我，眼泪打湿了我的头发：“妹妹，你要好好的。”
看着二姐被二叔二婶牵着手离开，她不停回头看我们，直到消失在街角。那天夜里，我在梦中听见二姐在呼唤我，醒来后才发现，枕头已被泪水浸透。
二姐离开后，家里的日子竟然好过了一些。父亲工资涨了，少了一个孩子分担开支也轻松不少。我们能够吃饱饭了，偶尔父亲还会带些糖果回来。
“二姐在农村过得怎么样？”有一天，我鼓起勇气问母亲。
母亲眼圈一下红了：“农村的日子，你是不会明白的。土坯房，天一下雨就漏；冬天冷得要命，炕上也暖和不起来。
还要干农活，种地、喂猪……”她顿了顿，擦去眼泪，“但二叔二婶对她很好，这点你放心。”
然而亲戚们的闲言碎语还是传到了我们耳朵里：“就为了一口吃的，把亲生女儿送到农村受苦，真狠心啊。”每当这时，母亲就会躲在厨房里偷偷擦泪。
那年暑假，父亲答应带我去看二姐，但临出发前一天，印刷厂临时有任务，要加班一个月。就这样，看二姐的计划一拖再拖，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
每当春节，父亲都会寄一点钱给二叔家，但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二姐的只言片语。
慢慢地，我们的生活轨迹彻底分叉。我在县城上学，有自己的朋友，喜欢看小人书，收集漂亮的橡皮；
而二姐，在我的想象中，正在田间劳作，皮肤被太阳晒黑，双手因农活而粗糙。
有时，我会在梦中再次看见那个含泪离去的八岁女孩，醒来后心里空落落的。
随着时间推移，二姐在我们家的存在感越来越弱，甚至连照片都很少。我们仿佛达成了一种默契，很少提及她的名字，好像这样就能减轻那份愧疚。
02
岁月匆匆，转眼间，我已经上了初中。家里的变化也不小：大哥考上了技校；小弟成了小学里的“小霸王”，整天和邻居家的孩子们捉迷藏、踢毽子；父亲因在印刷厂工作勤恳，被提拔为车间组长，工资又涨了一些。
我们家终于从筒子楼搬到了一套五十多平的两居室，虽然依然简陋，但已经让我们感到无比满足。
有一天，我从母亲的衣柜里翻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泛黄的照片上，一个瘦小的女孩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怯生生地看着镜头——那是二姐十岁时的样子，照片背面写着“一九七九年秋，寄念”。
“这照片是二叔带来的，”母亲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轻声说，“当时他来县城看病，顺便送来了这张。”
“为什么二姐从不给我们写信？”我问。
母亲叹息：“或许是太忙了，农村的孩子从小就要干活。也可能……她心里有疙瘩。”
十三岁那年，我第一次萌生了去看二姐的念头。但二叔家在百里外的山村，没有直达的汽车，需要转车再走山路。父亲担心我一个小女孩路上不安全，没有同意。
就这样，失联的岁月一年年过去。在我的生活中，二姐渐渐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一个被我们集体遗忘的家人。偶尔想起她，心中会泛起一阵愧疚，但很快又被学业和生活的琐事冲淡。
初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全家人都为我骄傲，唯独在欢庆的饭桌上，我忽然想：二姐现在在干什么？她还在上学吗？
一九八九年夏天，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消息传来——二姐考上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
这个消息是二叔特意赶来告诉我们的。那天，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家门口，眼睛里闪烁着泪光：“丽华考上大学了，考上省师范了！全村就她一个！”
我们全家都震惊了。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考上大学，简直是天大的喜事。母亲当场跪下来，对着天念叨：“老天有眼啊！”
然而好消息背后是更沉重的现实，二叔告诉我们，他患了严重的肺病，可能是长年劳作和吸烟导致的。
二婶需要照顾他，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咬牙供二姐上大学。
“能不能……我们帮忙出一部分学费？”父亲犹豫地提议。
“不用，”二叔固执地摇头，“她是我的女儿，我有责任供她读书。我这次来，只是想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
听着二叔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二姐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命运，而这一切，与我们这个原生家庭几乎毫无关系。
此时我们家的境况也在变化，大哥工作后被调到省城一家工厂；我去了南方一所大学；小弟高中住了校，父母身边，逐渐空了下来。
大学期间，我曾尝试联系二姐，给省师范大学写了信，但不知道她的具体班级和宿舍号，信可能石沉大海。我们的生活，依然是两条平行线，看不到交汇的可能。
03
一九九零年，二姐从师范大学毕业了。据父亲说，二姐毕业时面临一个重要抉择：
是留在省城任教，还是回农村。留在城市，意味着更好的生活条件和职业发展；
回到农村，则意味着继续面对那片让她吃尽苦头的土地。
令人意外的是，二姐选择了后者。
“为什么？”我在电话里问父亲，“她好不容易有机会留在城市，为什么要回去？”
“二叔病得越来越重，”父亲解释道，“二婶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丽华说，二叔二婶把她抚养长大，现在是她回报的时候了。”
我无言以对，在我拼命想逃离的地方，二姐却主动选择回去。这种选择，让我感到既敬佩又不解。
一九九五年，二叔因病去世。二姐把二婶接到了县城，自己也调到了县城中学任教。她租了一套小房子，既方便照顾二婶，也能经常回来看望我的父母。
而我们——大哥在省城有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忙得抽不开身；我在南方打拼，一年最多回家一次；小弟在部队，三年才能探亲一次。一转眼，父母身边就剩下了二姐这个“外人”，反而成了最亲近的人。
每次通电话，母亲都会不自觉地提起：“你二姐昨天带了鸡蛋来”“你二姐带我去看了医生”“要不是你二姐，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连菜都买不回来”……
我心里既感激又酸楚，那个被送走的孩子，如今却成了父母的依靠。
二零零三年春节，我请了长假，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厨房里忙碌，背影有些熟悉又陌生。
“二姐？”我试探着喊道。
她转过身，脸上的笑容温暖而平静：“回来了？快洗手吃饭，我做了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
餐桌上，父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二姐夹菜的动作利落自然，就像她从未离开过这个家。
看着她与父母亲密互动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比起我们这些亲生子女，二姐才是真正融入这个家的人。
晚上，我和二姐坐在小区的长椅上聊天。月光下，她的脸庞依然保持着农村人特有的质朴和坚毅。
“你恨过我们吗？”我鼓起勇气问道，“把你送到农村去。”
二姐沉默了一会儿：“小时候恨过，觉得命运不公。后来慢慢想通了，如果不是去了农村，我可能不会那么努力学习，也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那为什么毕业后不留在城市？那里的条件更好。”
“因为我欠二叔二婶的，”她平静地说，“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虽然农村苦，但他们从没亏待过我，供我上学，把我当亲生女儿。
听着二姐的话，我忽然理解了亲情的真谛。它不仅仅是血缘的纽带，更是彼此间的责任与牵挂。二姐虽然被“送走”，却在另一个家庭中收获了爱，并学会了回报这份爱。
“你的糖，我一直记得，”她忽然说，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递给我，“当年你把所有糖都给了我，现在我还你一颗。”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二十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冰释。
春节过后，我回到南方继续工作，但这次我带走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责任感。我开始更频繁地给家里打电话，定期寄钱回去，假期也尽量回家看望父母。
二姐依然是父母身边最亲近的人，但我不再为此感到愧疚或嫉妒。
相反，我感激她填补了我们的空缺，给予父母应有的陪伴和照顾。
血缘也许决定了我们的起点，但真正的亲情，是在岁月长河中共同经历、彼此扶持的过程。
二姐的故事告诉我，有时候，命运的安排看似不公，却可能引领我们走向更宽广的人生。
如果你是二姐，你愿意原谅父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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