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终章里，贾宝玉披着猩红斗篷走向白茫茫雪地的画面，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哲学张力的意象。这个曾被脂砚斋批注为"绛洞花主"的贵公子，其剃度行为绝非简单的命运转折，而是文明困境的终极投射——当物质丰裕与精神贫瘠的悖论达到临界点，灵魂唯有在佛门空寂中寻找出路。荣国府的崩塌并非始于抄家铁骑，早在那颗花生坠落手帕的瞬间便已埋下伏笔。
袭人母亲谄媚捧出的山珍海味，与女儿轻拈的几粒干果形成微妙对照，暴露出封建礼教包裹下的价值颠倒。贾宝玉在锦衣玉食中豢养的"女儿清净论"，实则是贵族阶层用物质堆砌的精神乌托邦。
这种建立在经济特权之上的平等幻想，在龄官对贾蔷的真情流露时轰然崩塌——当底层女性不再需要仰仗他的鼻息生存，所谓"博爱"便显露出施舍的本质。脂砚斋"寒冬噎酸齑"的预言性批注，恰似给大观园镀金的琉璃瓦敲响丧钟。抄家后的物质坍塌不过是表象，真正致命的是支撑其精神世界的三重支柱同时倾覆：史湘云的金麒麟成当铺死当、林黛玉的题帕诗化作坟头青烟、薛宝钗的冷香丸难医世态炎凉。
当《西江月》中"贫穷难耐凄凉"照进现实，他方醒悟过往的"情不情"不过是经济特权豢养的伪命题。曹雪芹在太虚幻境埋设的谶语，实为商品经济冲击下士大夫阶层的集体焦虑。贾宝玉的出家并非消极遁世，而是以极端方式完成对封建伦理的价值重估——当"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观念遭遇现实解构，当"金玉良缘"沦为利益算计的遮羞布，袈裟反而成为保存人性本真的最后铠甲。这种精神涅槃，恰似通灵宝玉复归青埂峰的寓言，在否定之否定中完成对文明困境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