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革命的征途中，张闻天曾三次主动“让贤”，毛主席多次笑言：“洛甫，你是‘明君’，是开明之君。”
在长征期间，有人好奇地询问张闻天，为何总是跟着毛主席跑？对此，张闻天表示，他只是在跟着真理走。
令张闻天久久不能忘怀的，当属长征路上那“凶险”的一夜，他提到：“若非毛主席力排众议，党史就要改写了。”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初到苏区 “左”倾依旧1932年底，张闻天、博古等人抵达了中央苏区，迎接他们的，是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
博古初见罗明，便直言发问：“你一个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话让罗明一时语塞，但还是如实答道：
“我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接着，博古又接连向罗明抛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他的眉头也渐渐拧成一个“川”字，心里也是愈发地不满。
博古
在他看来，罗明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那一套行事，这种心中“无党”、 心中只有领袖（指毛主席）的做法，自己一行人如何在瑞金站稳脚跟？
没多久，博古就发动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明眼人也能看出来，博古针对的并非罗明，而是毛主席。
这一点，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博古也坦然承认了。
这场斗争中，张闻天虽不是主角，但他却站在了博古一边，由此可以看出，初期的他，深陷“左”倾路线之中。
由于斗争的发动，张闻天的工作发生了变动，开始分管政府工作。也正是这一工作的变动，使得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修改《劳动法》的过程中，张闻天深刻意识到，那种照搬苏联政策条文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它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他开始深入农村、县城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了许多在极“左”政策下产生的矛盾和不合理现象。
在他的努力下，《劳动法》及各种“左”倾运动行为得到了纠正，他也逐渐认识到，毛主席的决策才是正确的。
并且，他偶然间得知，毛泽东，明明贵为主席，却从不端官员架子，反而深入群众，亲自帮助老乡挖茅坑。
这一行为深深触动了张闻天，他随即倡导政府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向毛主席学习，深入群众，周末进行义务劳动。
经历了这些之后，张闻天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斯大林有着盲目的崇拜，这导致他在看待问题时过于片面；
而当他亲身接触到实际工作时，尤其是在福建事变和广昌保卫战后，他心中的天平愈发向毛主席倾斜。
张闻天与博古本是同学，都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也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两人都推行了“左”倾路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而博古却仍在“原地踏步”。两人之间的分歧也因此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福建事变的问题上，博古认为这是国民党蓄意挑起的阴谋，因此采取了“不配合”的策略；
而在广昌保卫战中，博古更是深信李德死守广昌的决策是正确的，却不料正中陈诚下怀，导致红军损失惨重。
其实，毛主席和张闻天都曾劝过博古，但无奈张闻天没有军事指挥权，而毛主席此时也处于边缘地带，没有话语权。
对于张闻天的批评，博古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蛮不讲理地给他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这一系列事件让张闻天开始深入思考：中国革命究竟该何去何从？真理又究竟在哪里？
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广昌战役后，博古仍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不论张闻天等人如何劝说，他仍旧坚持自己的那一套想法。
不久，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成为了毛主席的搭档。
实际上，这一安排是博古有意而为之的，他这样做一来可以将张闻天赶出权力中枢，而自己也不用每天看到他，听他对自己的批评；
二来，可以借此机会把毛主席彻底架空。于博古而言，少了这两大“阻力”，自己岂不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
由于工作的变动，张闻天搬到了云山古寺里，而这里，还有一个邻居——毛主席。
起初，张闻天对毛主席了解的并不多，只是有所耳闻；回国后，在上海担任宣传部长期间，经常能看到关于毛主席的文件。
不过，他对毛主席的印象还是一般，甚至觉得大众对他有些过于“神化”了。
可当他抵达苏区工作后，他意识到毛主席的确是一位传奇人物，同样是一手牌，博古就打得稀碎，毛主席就打得精彩纷呈。
他很想同毛主席深入地交谈一番，想听听他的见解，想在毛主席这里“取取经”。这不，机会来了。
每当闲暇之余，两人便会在古樟树下的阴凉处促膝长谈，从革命的历程到当下的时局，再到未来的展望，每一次对话都让张闻天受益匪浅，受到了不少启发。
长征开始后，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彼此间的情谊更加深厚，他们始终携手并肩，相伴相依，无数次围坐一起，深入交流着对革命形势的看法。
1934年9月，毛主席得了恶行疟疾，在病床上躺了足足8天后，才堪能起床；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时，毛主席的身体并未痊愈，是坐在担架上行军的；
而王稼祥是在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击中了腹部，因当时医疗条件简陋，术后伤口感染，导致伤势始终未能完全恢复。担架，变成了三人讨论政治的“舞台”。
在一次休息期间，王稼祥忧心忡忡地望着远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他忍不住向张闻天提出了那个困扰已久的问题：
“你说，红军的最终目标，到底在哪里？”
这个问题，张闻天也不是没有思考过，深深地叹了口气后，回答道：
“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负责才行，毛泽东同志比我们都有办法。”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的首要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深刻反思，与会者们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弊端。
周恩来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张闻天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原因——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在毛主席的带领下，红军从此一步步走上了胜利之路。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确立毛主席党内领导起点的话，那么苟坝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就是毛主席指挥全军的开端。
同年3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了中央会议，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二十多人参加了会议。
该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该不该攻打打鼓新场”，双方各抒己见，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也没讨论出了个结果。
最终，众人选择民主表决，结果反对攻打的仅毛主席一人，其余人都赞成攻打。
“如果你们执意要打，那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不当了！”毛主席气急，以辞职相要挟。结果会上有人直接回怼了毛主席：
“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结果会后，毛主席的意见并未采纳，职务也被撤销。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党和部队的利益出发，只不过是选择的“道”不同而已，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者个人恩怨。
在毛主席看来，部队此前历经了种种磨难，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元气，有了喘息之机，一旦再次陷入战斗，必将元气大伤，为了革命，为了部队，决不能再受挫了。
直到晚上休息时，毛主席仍旧为白天的事情苦恼不已，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索性直接提着灯笼，独自一人来到了周恩来的住所。
毛主席将自己心中所想及形势给周恩来一痛分析，最终成功说服了周恩来；之后又找到了朱德，朱德听后也表示赞同。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有了前一天晚上的“工作”，第二天的这场会议转变了风向。
周恩来、朱德为参会者详细地分析了局势，阐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张闻天等多数领导人被成功说服，最终放弃了攻打计划，毛主席的职务也被恢复。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预见是正确的，敌军果然集结了八个师的兵力企图合围歼灭红军。
幸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及时改变了作战计划，以静制动，成功躲过了一劫。
苟坝会议后，毛主席进入新“三人团”（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从此，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得到确立。
毛主席曾表示，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但若没有张闻天和王稼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会开好。
“他们的作用很大。”
张闻天一生都在跟着真理走，这是他的人生信条，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真理在谁手中，我就跟谁走。”
结语倘若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或许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更久，探索的道路将更加曲折与漫长。
是毛主席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引领着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光明。因为有了毛主席，中国的革命事业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他不仅在军事上指挥若定，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更在思想上引领着中国人民不断前行。
毛主席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思想，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都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新中国。
毛主席的一生，都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也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中国革命才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参考资料
张闻天：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新华日报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 党史纵览
毛泽东在遵义苟坝的光辉历史与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 红色苟坝
苟坝会议：遵义会议的“闭幕式”. 当代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