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胜将军是湖南人，他二十四岁参加红军，曾长期在红三军团服役，参加了两次反“围剿”斗争，立下了不少战功。1934年下旬，他跟随大部队开启之长征之旅，1935年初，他在进入贵州境内后，因为误饮污水继而引发疟疾，一时上吐下泻、高热不退，无法继续赶路前行，于是上级首长便暂时将他安置到贵州一户老乡家中养病、休息。

大概半个月后，杨宗胜的病情有所好转，已经能下地走路了，于是归队心切的他不顾老乡的劝阻，拄着一根拐杖昼夜不停的向北行进，最终在贵州和四川交界地带成功追上大部队，重新回归红色阵营。抗战爆发后，他在八路军冀中军区担任后勤部副部长，1941年，他又被调回延安学习，并参与了“整风运动”。

解放战争时，杨宗胜在西北野战军后勤部担任军需处长，主管粮食、弹药的筹措与运输工作。西野的根据地位于荒凉、贫瘠的黄土高原上，此地物产极少，老百姓种的粮食仅仅只够自给自足，实在养不起庞大的解放军部队。这让杨宗胜很是苦恼，为了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他只能在党中央的协调下，向邻近的归绥革命根据地和晋西北革命根据地求援，最终在兄弟单位的支援下，勉强维持了西野的基本军需供给。

到了1948年，华北军区开始大规模援助西北野战军，西野的物资困境这才迎刃而解，各部队随即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大士气和战斗力，一举解放大西北，歼灭所有反动派势力。建国后，杨宗胜转往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

1949年11月，他在盘查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物资时，发现有些仓库竟空空如也，这顿时引起了他的怀疑，于是他立即提审前国民党军后勤部门的官兵，最终从对方口中得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消息，那便是国民党军在败亡之前，曾故意将一批物资藏匿在深山之中。杨宗胜随后带人进山找寻，结果发现了不少枪支弹药、粮食、被服，这些东西后来全都被充为公用，邓公得知此事后，还专门表彰了杨宗胜，称他胆大心细，是个好同志！

1954年，杨将军被调到总后勤部担任马政局长，任期内，他主持修建了好几座军马场，累积豢养了数万头优良马匹，这些牲畜既可以作为坐骑使用，也能承担一部分运输工作，可谓一举两得。1955年大授衔之时，杨宗胜觉得自己革命资历深厚、劳苦功高，至少也应该当个中将，而中央军委在经过综合评定后，决定授予少将军衔，并随赠三枚荣誉勋章。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授衔仪式举行前夕，有人突然写信举报杨宗胜存在原则性错误，请求党中央予以严惩。

原来，就在1949年下旬，安徽省委土改工作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大别山广泛开展土地运动，严厉打击地主、乡绅，将其家产、田产全部抄没，均分给穷苦老百姓。但有一位地主在抗战期间曾大力资助过杨宗胜，为民族独立事业做出了一些贡献，也算是革命的功勋之臣，而且他也不反对土改，只是希望能将祖宅保留下来，毕竟这是祖上传下来的“遗产”，蕴含着别样的感情。

可土改工作队却并不打算通融这个地主，仍坚持要没收他的祖宅，无奈之下，该地主只好写信给杨宗胜，请他帮忙斡旋一下。杨宗胜是个念及旧情的人，他二话不说便给安徽土改工作队打了一个电话，为地主说了一些好话。此事后来被视为杨宗胜的“黑历史”，并在1955年被当众提了出来，由此引发了一阵舆论风波，中央军委为了维护党规党纪，不得不取消杨宗胜的少将军衔，改授他大校军衔。

不过杨宗胜并未因此自怨自艾，他很快又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革命工作中，积极为国家建设事业添砖加瓦。1956年，他被调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任职，随后的十余年间，他扎根西部，带领解放军官兵们辛勤劳作，开垦出了上万亩良田，一举解决了新疆粮食短缺的问题，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福祉。

60年代初，新疆爆发了一场剧烈的政治运动，数万新疆老百姓在外部势力的蛊惑下，离开天山家园，转而迁徙到中亚居住。杨宗胜原本打算出兵拦截这些人，但党中央却指示他大胆放行，不要过多干涉，于是杨宗胜便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叛国而去。70年代末，杨将军离休，1981年，他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