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与坞堡相关的文人、文学作品,以及以坞堡为主的社会组织形态影响而产生的时代文学,都反映了魏晋文学发展中特殊的变化。
北方坞堡遍布各州郡之间,首先改变的是士人的生存空间,孕育文学的场域发生改变,促成文学兴盛的契机不同于前,文学整体风貌也就随之变化。

坞堡来源于国家边塞屯成用兵,两汉时期自西北渐入中土。为应对少数民族叛乱,汉帝国令州郡守将督造坞堡,后逐渐与豪强地主庄园结合,成为军用、生产生活等的特殊空间。至十六国时期,坞堡俨然成为割据地方的一种社会组织,坞堡内部也成了共同体属性的小社会。
十六国坞堡林立,成为北方州郡以下最基本的社会格局。坞堡或由世家大族建立流民汇聚,亦或以少数民族部落自存的形态,占据北方各州郡乡里之间,其中的仇池政权更可视为一大型坞堡。十六国政权入据北方,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互动较为复杂。

从统治阶层来看,有招降、征服、合作等方式如前赵多采取徙民政策、后赵多通过武力征讨:从坞堡势力而言,有抵抗、支持、合作等方式,如凉州的政权多是与当地保聚的世家大族合作取得合法性,前秦苻坚对关中的经营多依仗地方坞堡豪右。
坞堡的存在,减缓了胡族南下的步伐。但同时,北方世家大族坞堡主的子弟入仕,辅助胡族政权仿制汉政权建立的官僚体系、设立太学教授儒经等,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另一方面,汉人坞堡面对国破家亡,对中原正统的态度也几经转变。随着东晋政权收复北方的希望越加渺茫,北人也经历了痛心疾首到认同胡族政权的心态转变。

坞堡封闭的生存空间,存续了秦汉帝国建立的地方政治文明传统,即乡里秩序的复活,坞堡内多以宗族血缘为主,形成了小社会共同体的生存模式,坞堡内部生产和守卫一体,堡内制定基层的法律,从事一定的家族文化教育。
故北方战火之下,地方制度文化、经济文化和教育文化的保存,由坞堡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组织转出,为北朝承接。

两晋文化(文学与学术思想等)在坞堡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士人流亡、文学创作沉寂,北方的学术和文学以微弱的声音在坞堡环境下得以保存。都城文化中心的解体,使得朝向贵族文学方向发展的道路发生了曲折转变。文人复归乡里,文学的空间书写不再以都城生活为中心,而是回归到地方,从而导致了诗文风格、创作观念的异变。
北方一直处于动荡环境下,文人的生活空间以社会空间为主,故文学创作多书写当下,因事作文,凸显实用性价值;南方以门阀士族为文学创作主体,他们疏离政事,在重视异域、地理风土的学术风气影响下,开始踏足山林空间,借助道教和佛教信仰进入山林道场。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支县谛《庐山赋》等对自然空间的书写,已具备纯粹的审美属性。因此,北方坞堡视阌下的文学和南方庄园视阈下的文学,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影响了南北朝文学的发展风貌。
永嘉之乱时的北方文学格局西晋八王之乱前,洛阳是文化中心,石崇更曾是洛阳文人雅集的核心。西晋前期,以张华为文坛领袖,奖掖后进,提拔魏、蜀、吴的文士。
武帝太康十年至惠帝太安二年,以“二陆”入洛为一阶段,二陆为代表的南方士人与北方文士之间文化冲突与交流,促使洛中文坛繁盛,南北文风交融。进入惠帝元康年间,西晋政局日乱,南方士人纷纷南归,太安二年(303)陆机被害,洛中文坛消歇。其后直到西灭亡,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学术、文学走向衰落。

自晋惠帝时朝政日乱,自然灾害频繁。兵祸天灾愈剧,汉人与胡族俱无法安守本土,叛乱四起、盗贼盈路,百姓流亡。仕进之途既断,居于郡县、乡里的文士不复求达,或退思著述,存续家学,或随众流离。晋阵南渡,北方文学创作进入萧条期,像西晋时洛阳为文化中心那样的文学盛况不复存在。
后世言东晋南北朝时文学,多誉扬南渡后南方文学之盛,而认为胡族统治下的北方文学几无可观,乃是源自呈现的结果得出结论,实未深究此间转关。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南北文学,是南北朝文学的起点。

玄学本盛于北方,然西晋晚期北方的动荡,社会处于一片不安之中,士族已不能安处论玄,由因为谈玄本为上层士族的文化特权,这些垄断了文化特权的家族多随晋王室南渡过江,继而苟安于南方相对安稳的环境中,玄学复盛于南方。
这一时期的北方,文学思想脱离正始玄风。胡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清新活泼的少数民族文化气息,显示出质拙的风貌。另一方面,时局造成士人的频繁流动,与汉末建安时期流露的慷慨悲壮激情相比,此时期汉人士族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心态,诗文中情感呈现出平和冲淡的一面。

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坞堡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可以纳入到创作群体来考察。这一时期北方文学创作主体又可划分为三类:一是北方政权的统治者阶层主导的文学创作;二是以坞堡生活为主的汉族文人的文学创作:三是胡汉民族杂处下的下层文士与民歌文学创作。
胡主多崇尚汉人文学,又有其少数民族清新质朴的民歌文化传统,创作的诗文多显稚拙,不事雕琢,缺乏美文气质,但因其朴素生动,又因个人气质而有粗豪的风格。汉人坞堡主如刘琨诗歌,继承西晋清新典丽的风格,虽绮丽不足,而情感充沛。
由于北方胡汉民族杂居,少数民族和汉人文化互相融合,坞堡生活为他们的民歌雅化起到了一定的影响,题材中出现农耕生活,文辞由粗俗、直白不工发展为注意工整和修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