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写的《孟子再读》的教材也已经完成，儒家的“四书”编译算是大功告成了。东晋医药学家葛洪《抱朴子•百家》有云：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虽然他是道家，但他口中的“正经”就是指儒家的著作， “子书”就是指“诸子百家之书”。所以在编完“正经”之后呢，我就会编《诸子百家精选》了。

回顾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突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从一开始进行汉字方面的讲座、教学和博物馆活动，到后面教古诗词趣读与写作，一边教一边写《诗词误读知多少》；然后开始编写《国学知识精选》教材，顺带着又编了本《国学误读知多少》。又根据家长的建议，开始进行国学经典著作的教学。

由《三字经》中的“中不偏，庸不易”，引发了我去研究《中庸》，看到那些“卒不忍睹”的译文，让我觉得“兹事体大”，于是开始了“经典重读”的征程。本着“要么不教，要教就要教好”的一贯治学原则，我一路“披荆斩棘”，修正了诸多的错误解释，终于做到了“让古人说人话”。

自一开始的《苏批中庸》到《苏批大学》，让我认识到在儒家学说的整个体系里，先学《论语》是错的。只有在学了前面两本系统性的儒家学说之后，对《论语》这种碎片化的、记录孔子只言片语的文集，才能进行一个精准的解读。于是我编了《论语重读》，并就其中的各种误读，又写成了一本《论语辨析文章集》。

在完成了“学庸论语”的教学之后，对于是否要接着教《孟子》，我原本是犹豫不决的。因为《孟子》总共有七篇，总计三万五千余字。有多少学生会跟着我一路学下去呢？虽然我也有很多“死忠粉”，但在越来越内卷的学习压力下，孩子们被迫放弃我的课程，也是很好理解的。而我当然也大可以去教一些针对中考的文言文篇目。

我很感谢这些上我课的学生及家长，是他们“成就”了我。说实话，如果不是他们继续坚持报我的《孟子》课程，而且我也不辱使命，让他们能喜欢上我的课，这本《孟子再读》的书多半是会半途而废的。有关《孟子》中的那些错漏之处和相关译文，恐怕再难被修正过来！

如果我没有教《孟子》，你不会知道“虽千万人吾往矣”大概率是“虽千万人吾不往矣”；你不会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到底有没有被“误读”？另外“二不孝”究竟是哪两种？你不会知道“负刍之祸”应该是哪种祸？ “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因为“错别字”才诞生的成语。你不会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还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根本无所谓，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才是修正重点！ 你不会知道“无耻之耻”和“佚道使民”的真正含义。

我在编撰“四书”的过程中，对每本书都写了一句“核心编后感”：《苏批中庸》的评语是：一本更合乎逻辑的译本，一本让孩子们能读懂的《中庸》。有关《中庸》的各种译文，错误实在太多了。《苏批大学》的评语是：大学之道三部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在“四书”中最短的这一篇目中，我花了近10页分析了究竟是“亲民”还是“新民”，自此对朱熹的学术水平再也不敢恭维。《论语重读》的评论则是：《论语》里没有单独金句！这让我充分认识到“四书”的最佳学习顺序是：先学《中庸》、《大学》，再学《论语》和《孟子》。

《孟子再读》我的核心评论就是：修正了错漏字才能读懂《孟子》！

所以，除了上述我提到的那些重要的修正文章之外，其他的修正文章以及章句中的一些“小错误”，都印证了这种分析和判断。 当然了，断句问题是所有古典著作的最大“痛点”，《孟子》里面也不少。

在编完《孟子再读》之后，我来谈一下对孟子这位“亚圣”的个人看法：与孔子比起来，孟子就有点“眼高于顶”了，任何的王公贵族在他眼里就像个“灰孙子”。不过，孟子的辩论能力绝对一流，我曾在某篇辨析文章里就戏称他好比是“奇葩说”的一流辩手。

孟子的为人处世怎么说呢？让我有一种“嘴硬骨头酥”和“双标”的感觉。《公孙丑篇下》有一个故事或许能说明问题：

孟子准备朝见齐王，不是去见而是齐王来见他，相当于礼贤下士。结果齐王因为感冒受凉不能吹风，所以请孟子上朝去见他。然后孟子就立刻甩脸子说：我正好也生病了，所以不能去上朝。但第二天他居然去吊唁朋友了，没料到齐王把他号称生病的事当真了，还派了御医过来，他儿子只能说：昨天父亲有病，今天稍微好些了，正在去上朝的路上，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到达哪里。儿子把医生打发走之后，赶紧派人在路口拦截孟子，让他立刻去上朝。孟子知道后又不想丢了面子，于是逃到朋友家住宿。

朋友埋怨他说你是不是有违君臣之礼了？我只看到齐王很尊敬你，但没看到你尊敬齐王。孟子就辩护说：齐国上下没有人比我更尊敬齐王了，因为只有我与他谈仁义。朋友就觉得他在“王顾左右而言他”（偷换概念），然后说：“我指的是齐王命你去，你却不去这件事是对君主的不敬。”

我之所以前面用“王顾左右而言他”来形容孟子，是因为在《梁惠王篇下》中他把齐宣王怼了个够呛，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你要知道孔子可是“君命召，不俟驾行矣”的。那么面对朋友的质问，他是怎么回答的呢？

孟子就说我是凭我的仁义让齐王尊敬我的，他凭什么召我去见他呢？之前哪一任的贤臣不是圣君去求见的？连我瞧不上的管仲都是齐桓公主动前去请他的。

总之，在孟子眼里，千错万错那都是别人的错，反正他是不会错的。以今天的标准而言，就是一个极度自恋的杠精。虽然我对他的那些舍生取义的表述以及辩论能力钦佩有加，但他的那种“目中无人”同样跃然纸上。是什么让他这么自信呢？就是“仁义”二字，可谓是“挟仁义以令诸侯”！

相比于孔子为了推行他的“以仁治国”，到后来“饥不择食”。孟子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横挑鼻子竖挑眼”。若是孔子能遇到孟子时期的齐王，早就喜出望外了。但遇到孟子这个“仁义不彻底就是彻底不仁义”的“极端仁义主义者”，战国时期的任何诸侯都入不了他的法眼。那他所坚持的“仁义治国”岂不成了“空中楼阁”？

所以当他离开齐国之后，徒弟看出他好像不开心，而且引用了孔子的话“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想开导他，结果孟子说： “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什么意思？就是孔子这句话已经过时了，本来五百年必出一位一统天下的圣君，现在已经过去七百年了，都超过两百年了，看样子老天爷不想天下太平，如果要使天下太平，除了靠我还能靠谁？我为什么要不开心？

这话还不够怨天尤人吗？这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还能算开心吗？所以我前面说他是个“极度自恋的杠精”是不是恰如其分？尽管我对孟子的评论可能会让“儒家粉丝”们感到不满。郭沫若也曾经质疑孟子“不知究何居心，而偏不明示当时史实，或者有未见到处耶？”他认为孟子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误解或者过于乐观，从而导致其思想难以落实。

我对孟子之所以如此孤傲的原因是有一番独特视角的，是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的：孟子从小丧父，是孟母把他拉扯大的，并且严加管教，逼着他好好学习。从孟母三迁到孟母断织，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标准“虎妈”。

所以孟子的青年时期很可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就造成了他一方面与现实脱节，一方面又幻想着让君主要以民为本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就有点“空想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尽管“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后世人的夸张讲法，但孟子恐怕真就是这么想的。他是坚信一定能通过“仁义”平天下的，不能平天下的原因就是没有将“仁义”进行到底。其逻辑就是：但凡没有靠着仁义获得天下的，就是因为不能坚持。但春秋时期的宋襄公不就是因为要“讲仁义”才遭遇的惨败吗？这个前车之鉴还不够深刻吗？

更为打脸的是，心心念念希望能以“仁义”一统天下的战国时期的孟子，结果却是被秦始皇用武力一统天下了。所以脱离实际的理论，除了是一种空想，再无其他。至于说夺取天下之后，再用仁义来治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只能说孟子太过理想主义了，他终其一生，游说诸侯，历齐、梁、宋、滕、鲁诸国用他的那一套实现治国平天下，却均未能见用的命运，体现了“知识分子”身上普遍的悲情色彩，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即便算是“嘲讽”孟子，又何尝不是在“自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