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要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

他最得意，而且是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以下几个：

（一）1946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十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荪等人，均被保密局杀害。

（二）1947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

同时，还清理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

当时，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是靠密布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台来进行的，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这种活动的。

它是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信时间等，作了详细的登记，侦测台一旦发现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然后即进行搜捕。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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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线索，保密局又在西安、兰州等地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

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人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

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还真的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

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

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

蒋介石除发给保密局相关人员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

同时，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鼐，以及巩天民等人。

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

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

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手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当时，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吭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特务们，怎么能理解共产党员那种为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敢于虎口拔牙的伟大精神呢！

（四）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

重庆地下党《挺进报》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

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

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我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

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他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

王×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

早先，刘××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

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1949年10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王朴，以及涂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十多人。

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

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还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人，加上原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伦、单本善、钟奇等，共达300多人。

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刘仲宣等30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除去上述之外，保密局、毛人凤的罪恶活动还有很多。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

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

保密局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

因为杨杰在反动派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的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个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

于是，特务们除对杨杰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杰的女护士为他们工作。可是后来被杨杰发觉了，他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

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我（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我迟迟没有执行。

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逃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六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凤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在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

同时，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

“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

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又被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比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

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

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

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允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

到1949年以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因为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在保密局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

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但是，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于是，便越来越胆大起来。

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不过，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

在解放上海的外围战中，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了人民。

1949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想独树一帜。

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他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六个总队。

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际饭店内逮捕。

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

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

刘人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人，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22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

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不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

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

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主席、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

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

当时，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

就在这个时候，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

他非常生气地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

直到1949年10月，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