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十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打破了清廷的沉寂。

肃顺，这位曾被咸丰帝倚重的权臣，正护送着皇帝的梓宫回京，然而他没有料到，在途经密云时，自己的命运已然发生巨变。

突然之间，押送队伍被一群武装力量拦下，肃顺猝不及防地被捕。

年仅26岁的慈禧太后究竟是如何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扭转乾坤、一步步掌控整个清廷的？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城陷入危机。

面对敌军的压境，咸丰帝不得不选择离开京师，避居热河。

在这段国运低迷的时期，肃顺作为朝中重臣，凭借其果敢的决策和对局势的准确判断，迅速赢得了咸丰帝的信任。

肃顺与咸丰帝的关系在此时变得尤为紧密。

据史料记载，咸丰帝在北狩途中，对肃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两人之间的对话频繁而直接，几乎到了“言无不尽”的地步。

肃顺不仅仅是咸丰帝的谋士，更是他的得力助手，在许多重大事务上都担当了决策者的角色。

这种关系的巩固，使得肃顺的政治地位日渐稳固，咸丰帝也在他身上寄托了更多的信任和重任。

随着局势的恶化，咸丰帝在热河的行在之地，需要一位有能力且能够全盘把控局势的重臣来维持朝廷的运转。

肃顺因此被授予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个重要职务。

英法联军入京后，京城一片混乱，满朝文武也陷入了恐慌。

此时，京师的大臣们纷纷上奏，恳请咸丰帝早日回京，重整朝纲，平息动乱。

然而，面对这些奏折，肃顺保持了冷静和理智。

他在分析当前的局势后，得出了一个清晰的结论：敌情不明，战局尚未平定，京师的局势依然动荡。

肃顺坚定地认为，咸丰帝应该继续留在热河，等待时局明朗后再做打算。

事实上，咸丰帝对京师的局势也心存疑虑，尤其是北京城被攻破后，朝廷的尊严已然受损，急于回京未必能够重新确立朝廷的权威。

肃顺的分析与咸丰帝的顾虑不谋而合，因此他对肃顺的提议深表认同。

几番商议之后，咸丰帝决定暂不回京，继续驻跸热河，以观时局变化。

与此同时，肃顺在热河逐渐掌控了大部分的朝政事务。

咸丰帝虽然仍然亲自处理一些重要决策，但更多的时候，许多日常的政务已经交由肃顺处理。

随着咸丰帝的病情逐渐加重，他对肃顺的依赖也愈发明显，朝中大小事务，几乎无一不由肃顺统筹安排。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的病情突然恶化，形势变得愈加紧迫。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已经无法再处理政务。

此时，咸丰帝随即下令，立自己的皇长子为皇太子，以确保皇位的顺利继承。

与此同时，咸丰帝也深知自己去世后，年幼的皇太子还无法独立处理国政，需要有人辅佐。

因此，他紧急任命肃顺、载垣、端华、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和景寿等八位大臣组成顾命班子，辅佐未来的皇帝。

同治帝年仅六岁，朝廷的重担不可避免地落在了这些大臣身上。

肃顺在八大臣中地位最为突出，由于在多年的朝廷事务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肃顺在顾命班子中的实际权力远超其他大臣。

他掌控着行在和内务府的庞大事务，朝政几乎都需经过他的手才能顺利运行。

加之他与咸丰帝的特殊关系，肃顺被视为八大臣中的核心人物，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咸丰帝驾崩后，肃顺迅速行动，与载垣、端华等人一起面见两宫太后——慈禧和慈安。

两宫太后当时都居住在热河，肃顺等人奉命带去咸丰帝的遗诏，向两位太后禀告接下来的安排。

肃顺明确传达了咸丰帝的遗言，表示咸丰帝临终前已经做出了具体安排，八大臣将全权处理国家军政大事。

奏折和重要决策不需要两宫太后过多干预，只需她们盖章批准即可。

尽管肃顺在权力的运作上已经达到了顶峰，但他低估了慈禧太后的政治智慧。

年仅26岁的慈禧太后的态度很清楚，她不愿意被肃顺和其他顾命大臣操控。

尽管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对手，慈禧没有选择对抗，而是采用了更为巧妙的策略。

她利用宫廷内的传统礼节，提议以“叔嫂叙旧”为名，召见当时在京城的恭亲王奕䜣。

肃顺曾利用“叔嫂避嫌”这一礼节性理由，试图阻止恭亲王奕䜣前来热河会见慈禧太后。

在朝廷中，叔嫂之间的见面本应避免过于频繁，这在当时的礼制中是常见的借口。

然而，慈禧太后对此并不接受。她坚定地要求奕䜣前来，并巧妙地借助亲情关系以及自己身为太后的权威，得到了不少朝中官员的支持。

随着慈禧的坚持，朝野之间的舆论开始向对她有利的方向倾斜。

许多大臣公开表达了对奕䜣赴热河的支持，认为他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有权在咸丰帝驾崩后前往热河处理丧事。

面对这种压力，肃顺无法再坚持他的阻拦政策，最终选择了妥协，同意奕䜣前来热河。

实际上，奕䜣在动身前往热河之前，已经在京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早已在慈禧的授意下，秘密谋划政变的各项条件。

奕䜣不仅与京城中的主要势力建立了联系，还成功获得了两位关键人物的支持——手握重兵的胜保和僧格林沁。

胜保是满洲贵族，曾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军功，握有实权，而僧格林沁则是蒙古王公，也是清廷重要的军事将领。

此时的肃顺，虽然在朝廷中权势极盛，身为顾命八大臣的核心人物，掌握着大部分朝政事务，但他没有料到潜伏的危机。

奕䜣的到来并没有引起肃顺足够的警觉，他依旧在处理日常政务，未意识到慈禧与奕䜣之间的密谋合作已经暗中进行。

肃顺依然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不必担忧奕䜣和慈禧对权力的觊觎。

奕䜣抵达热河后，以咸丰帝的吊丧为名，正式会见了慈禧太后。

双方的见面并未引起太多波澜，但实际上，这次会面为他们进一步筹划政变提供了机会。

奕䜣在会见过程中，与慈禧太后商讨了京城内的各项安排，确保政变的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咸丰十一年十月，肃顺正负责护送咸丰帝的梓宫从热河回京，一切似乎都在按计划进行。

然而，就在途经密云时，他被突然逮捕。负责此次行动的人是受慈禧太后密令执行的，显然这一行动早已在暗中筹划好。

被捕后，肃顺立刻被押解回京。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迅速采取行动，发动了早已准备妥当的政变。

不久之后，慈禧太后公开宣布了肃顺、载垣、端华的罪名，他们被指控犯有“大逆不道”之罪。

这一罪名在清廷中意味着对皇室的背叛，是最严重的指控之一。

肃顺等人迅速被押送至牢狱，朝廷开始由慈禧主导，召开王公大臣的会议，决定他们的命运。

会议期间，众多朝中大臣经过一番议论后，最终决定对肃顺施以凌迟处死。

凌迟作为当时最为残酷的刑罚，意味着肃顺将要承受极度痛苦的死亡过程。

肃顺在行刑前的表现引起了广泛关注。据记载，他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时依然展现出极大的刚烈和抗争精神。

押解到刑场时，肃顺对慈禧等人破口大骂，毫不掩饰他对政敌的愤怒。他拒绝下跪受刑，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权力和刑罚的极大蔑视。

肃顺的顽强抗拒并没有改变行刑的结果。刽子手们接到了明确的命令，必须完成凌迟之刑。

在肃顺拒绝下跪的情况下，刽子手用铁柄猛力打断了他的双腿，使他不得不屈膝。肃顺最终无力抵抗，只能跪倒在地，接受了他即将面临的极刑。

随后，行刑正式开始，肃顺结束了他在清廷中短暂而又辉煌的政治生涯。

随着慈禧太后逐渐巩固自己的权力，奕䜣作为另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与慈禧的矛盾日益加深。

同治四年（1865年）爆发的“蔡寿祺事件”，揭开了两人权力争夺的序幕。

蔡寿祺事件涉及一位与奕䜣关系密切的官员蔡寿祺，他因涉嫌贪污被免职。

虽然这是一次正常的官员处理事件，但背后却暗藏着慈禧和奕䜣在朝廷权力中的博弈。

慈禧通过这次事件试探并削弱了奕䜣的影响力，两人的矛盾自此公开化。

慈禧在执政初期，面临内忧外患。

为了稳定局势，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整顿吏治、重用汉族官员以及与西方列强交涉，获得支持。

在此期间，她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为清朝赢得了一段暂时的和平。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逐渐兴起，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然而，同治帝的早逝让慈禧不得不再次面对皇位继承的问题。

同治帝去世后，慈禧选择了咸丰帝的侄子载湉，即后来的光绪帝继位。

这一决定巩固了她在朝中的主导地位。

此时，另一位太后慈安的突然暴毙，加上奕䜣因与慈禧矛盾激化而被罢免，慈禧从此获得了清朝政坛的最高权力，独掌大权。

参考资料：[1]王学斌.慈禧如何对付“大老虎”肃顺[J].各界,2014(6):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