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被多次提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非农部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我们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然而，受户籍制度壁垒以及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市场化途径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较为匮乏，大多依靠社会网络关系通过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农民工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性高，福利待遇却与城镇籍劳动者存在明显差距。
高质量的非农就业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多元化、降低返贫风险，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拉动我们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导力量。
动者较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与更优厚的福利待遇。根据工资议价理论，劳动者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特质决定了议价能力的大小。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较多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劳动者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就业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增加农民工的就业创业机会、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增强他们与雇主间的议价能力、改善他们的就业质量。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外部就业机会的影响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数字交易模式，驱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既产生了对技能要求较低、进入门槛较为宽松的外卖员、配送员等新型就业形态，也为农民工创业提供了普惠金融支持，增加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创业机会。
数字经济驱动的产业数字化发展可能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对传统重复性高的工作产生替代，从而减少农民工就业机会。事实上，新技术应用所释放的生产力能够创造更多工作岗位从而增加低技能劳动者务工机会。基于英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研究发现，每新增10个高科技就业岗位大约会创造6个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岗位。
数字经济发展弥补了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不发达的缺陷，打破了教育资源的时空、地域限制，产生了远程教育、在线平台等新型学习方式，增加了学习的灵活性，克服了传统上只能通过学历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的局限，为农民工提高职业能力提供了便利。
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通信费用与学习成本，减轻了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负担，为他们进行低成本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了机会，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法律意识与劳动权益保障意识，提高了与雇主谈判时的议价能力，改善了就业质量。
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且对就业质量处于中等偏低群体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显著，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既可以通过重塑工作特征改善就业质量，也可以通过促进就业机会公平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消弭数字鸿沟，推进普惠共享数字化，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多方联动机制，多措并举助力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对政府而言，要进一步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特殊的就业保障体系，积极培育新经济、新业态衍生出的新型就业形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增加就业机会、降低体力劳动强度、增强工作安全性中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要健全数字经济监管机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平台完善治理体系，引导媒体、社会公众等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监督，消除制约农民工平等就业的障碍，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
对企业而言，应积极履行数字经济时代社会责任，推进就业友好型数字化变革。一是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传帮带机制促使低技能农民工增强胜任数字化岗位工作的能力；要增加公益性岗位，每年保留部分工作岗位吸纳被智能机器替代下来的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防止过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对部分农民工产生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通过为农民工搭建外出学习、交流面影响；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增加人文关怀，营造公平的团队氛围，减轻相对剥夺感，提高农民工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实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对社区、村庄等基层组织而言，可将对农民工的帮扶计划纳入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
通过为农民工搭建外出学习、交流的平台，使他们了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状态，增强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从而主动了解、学习、使用数字化软件设备；
通过举办数字生活系列讲座，组织党员、青年学生、社区志愿者等积极开展志愿活动帮助农民工增强个人利用数字平台获取就业信息、甄别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从而增进他们对就业政策的了解，实现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