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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有罪，平民无辜？该被审判的是军国主义高层，不应伤害普通日本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自此在当时的神州大地上撕开了一道持续十四年的伤口，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仇恨。

但一种或盘踞在新闻舆论，或游荡在互联网上的声音始终没有消失，他们宣称日本的人民是无辜的，呼吁中国人要学会原谅……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在日本东京的帝国大学发生了一场类似于辩论的学生活动，辩论的核心话题是——日本是否应该扩大对“关东州”的攻势。

前清时期日本染指东北，为了给自己的侵略寻找正当借口，公然称辽宁为“关东州”，虚造主权，侵占国土，关东军也正是因此得名。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这场辩论实际上就是在讨论，日本应不应当继续侵略中国东北。

结果是什么呢？不仅政治系的全体学生认为应当继续侵略，几乎整个帝国大学的学生都认为，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侵略中国东北是最好且必要的选择。

可能有人会认为，能在当时日本最高学府上学的学生，大概率是日本军界政界人士的子侄辈，实际上就是权贵阶级的预备役，他们的观点不具备国家民意的普适性。

但是，精英知识分子阶级在当时本就是更加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想法都如此偏激，民间的舆论思想又怎会正常呢？

石原莞尔

当时的日本下到三岁小孩上到耄耋老人，或了解中国，或根本不明白中日关系为何物，基本都对侵华抱有极大的热情，就连“开日本民智第一人”福泽谕吉，都是侵华的狂热支持者。

九一八事变本就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青年军官群体擅作主张的行动，日本当时的军界高层对于是否要扩大战争尚且处于犹豫状态，反倒是少壮派军官因为极端军国思想而更加冲动。

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下，甚至连维新时期一度在日本十分受欢迎的英美国家人士，都遭到了一定的迫害，当年天皇生日当天，甚至出现了暴民斩杀外国记者的暴行。

仅从社会舆论风潮的角度来分析当时的局势，日本侵华毋庸置疑是当时日本从下到上，全体国民的极端偏激意志所共同导致的结果。

但是，这些极端情绪的根源并不在日本人民身上。

军国主义，指的是国家完全受军事集团把控，将侵略扩张与穷兵黩武作为基本国策，封闭政治、经济、文教等多个领域，乃至封锁思想为军事让步的国家体制，而二战时期的旧日本，正是这个标准，且达到最高峰的军国主义国家，甚至远胜于二战的发起国，纳粹德国。

希特勒的纳粹党最初是靠许诺振兴经济与提高人民福利才获得的一定支持，虽然最终当选为执政党存在暗箱操作和武力胁迫，但纳粹政府的政治结构尚且存在一丝民主性，而日本不一样，它甚至比满清都要“固化”。

晚清虽然糟糕透顶，但它内部的利益群体在阶级上是割裂的，封建派与资产派之间的矛盾，致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

例如梁启超的文章都曾成为过科举试题的题材，满清政府贫瘠的控制力也无法遏制新思想的传播。

日本则是从封建国家一步转入不完全的君主立宪制，天皇仍掌握着最高权力，旧有的贵族阶级披上了资产阶级革新派的外皮依旧把持着政治。

明治维新之后，报纸、收音机就开始逐渐普及，这新的信息获取方式并没有成为日本民众启发民智的渠道，只是一再宣扬军国主义思想。

当时刚刚上学的男孩女孩都要接受武士道教育，所有学校都会教授一首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所有学校都会教育学生，把“忠于天皇”放在第一位。

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价值观本就是异化的。

维新变法之前日本民众处于被贵族剥削、压制、洗脑的阶级，变法之后依然处于被剥削、压制、洗脑的阶级，只不过站在头顶上的，是披上了“资产阶级改革”外衣的贵族。

这就好似教唆犯鼓动他人犯罪，虽然动手的是被鼓动的人，但最终主要责任只能归于教唆者，当时的日本正是类似的情况。

只是，作为“被鼓动者”的日本人民，真的就不需要承担罪责吗？

中日两国之间事实性地存在着上千年的来往交流，日本在过去曾长期成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日本的文化极大地受到了华夏文明的影响，因此日本在刚刚步入近代阶段时，对中国还存在着一些崇拜与善意。

当年日本烧制瓷器，底款一般不会打上日本自己的年号，而是会加印“大明万历”之类的年号，仿造为过去的御赐瓷器，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将近四十年代，这就是那一层崇拜的缩影。

1931年时，虽然日本的民意普遍支持侵占东北，但依旧存在一些“帮助中国展开工业化”的声音，但到了到1935年以后，这一切便不复存在了。

除了艰难求生的日本共产党仍在奔走以外，社会上呼吁和平与反对战争声音基本完全绝迹，因为日本民众，也同样是侵略战争的受益者。

首先，日本是靠着一系列针对满清的侵略战争，才积累起可供其工业化的资本，在转型之后，才利用那些攫取来的利益，进一步拓展了铁路网、医院、化肥厂、学校等一系列现代化设施。

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以后，日本“普通民众”们又收获了什么呢？

抚顺煤田被掠夺走了两亿吨煤炭，东北百姓在短短四年间被掠走了三千余吨黄金，东三省富饶的土地上，开拓团肆意剥削着中国人，奴役他们种植田地，让群马县最穷的山沟也能吃上白米饭，军队烧杀抢掠，逼迫工人们挖矿、炼铁，修建铁路工厂，掠走铁矿1.2亿吨，让日本最贫瘠的南岛都能用上廉价的金属制品。

日本是亚洲最早现代化的国家，但它的现代化建立在满清等其他国家的鲜血之上，诚然，日本的国民也处于被日本权贵剥削的地位，但是他们能够穿上工业化制造的衣服，坐的火车，用得到稀罕的合成药片，享受到更低的物价，更丰富的商品，更易得的能源，是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了日本侵略的成果，享受着当时亚洲最高的生活水准。

也正是因为日本民众在日本的侵略行动中实际尝到了甜头，他们才会转而产生支持侵略的想法，从被洗脑、从众，逐渐转为真心支持战争。

为军队捐款成了当时盛行的活动，军歌成了最流行的音乐，仍然还在反对战争的人，只会被其他民众视为“思想犯”、“非国民”，绝大部分日本人民发动了起来，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机器增添动力。

为什么英国轰炸德国工业区鲜有平民被严重误伤的记录留下？因为德国的居民区与工业区分割得很清晰。

为什么美国轰炸日本，日本会留下海量的“平民伤亡记录”？因为当时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支持战争，都会把生产任务带回家。

日本的人民是被军国主义裹挟、洗脑的那一方，他们同时也是战争中切实的受益者，战争的实际支持者。

一个男性积极参军，女性积极加入工厂参与军事生产，就连孩子在后来都普遍成为军工厂童工的国家，想要从中把“战争分子”和“普通民众”分割开来，是相当之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人民究竟无辜不无辜，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问题，既然矛盾，那不如就不要去想这个问题，直接以当代视角去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现状吧。

仍在抗辩的右翼分子

1952年，一位良知未泯，名为家永三郎的历史教授，编纂了一本高中教材，其中大规模地揭露了日本自晚清开始，逐步侵略中国，攫取利益的事实。

结果被当时的日本文部省警告，要求他删除关于“南京大屠杀”、“奴役伪满洲国”的部分，禁止它使用“侵略”这个词。

彼时，距离日本投降才过去七年，日本政府却已经开始着手掩盖自己过去的罪恶。

1962年，家永三郎又在一般教材中着重提及日军军纪败坏奸淫妇女的事实，再度被文部省强制干涉，删除教材。

忍无可忍的家永三郎最终在1965年起诉控告日本文部省“扼杀民众获取真相的权利”违背宪法。

这场官司打了多久呢？直到1992年，年逾八十的家永三郎，无数次被法院驳回请求，依然在坚持上诉，要找一个公道，但一直到他逝世都未能如愿。

无独有偶，另一位历史学者吉见义明，在六十年代看到家永三郎的新闻后，决定也要揭露日军的丑恶罪行，于是对外公布了他所找到的旧日本政府官方组织“慰安妇”的证据。

在此铁证之下，日本政府仍然只是草草地进行了一次道歉，并且避重就轻地只向韩国道歉，没有对中国提及半个字，面对欧美记者的质问时，当时的日本内阁发言人拒绝回答， 并公然指责记者“提出的问题很失礼”。

1989年，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被问及为何不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有战争罪时，他狡辩称这个问题只能由未来的历史学者们来讨论。

那么未来结果如何呢？生活在21世纪，相对于他们生活在未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依旧在掩饰他们的战争罪行，依旧在矫饰过去的罪恶，政界依旧有顽固右翼势力敌视中国。

多年以来，“右翼势力”抬头这个词经常被提及，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根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情绪复苏，日本政府从未改变过其右翼本质。

民间的态度有好转吗？并没有，甚至相较过去，在美国的催化下，中日民间紧张情绪越来越高涨。

无辜与否或许不好判定，但是是否需要谅解日本人，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

谅解至少需要被谅解者的忏悔，但日本显然没有忏悔的意愿，这个在过去从政府到人民，都陷在军国主义思想中的国家，就算被国际制裁剥去了爪牙，也依旧是一个虎视眈眈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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