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还未到来，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战悄然蔓延开来。
引爆这场风波的，不是战争，不是金融危机，而是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政策，对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
刚开始，这项政策在白宫内部如一枚被捧上神坛的“经济原子弹”，被寄望于打击中国制造，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
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夸下海口，说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必要手段。
很快，这项政策的副作用便如洪水般泛滥开来，最先被冲击的是美国本土的普通百姓。
原本售价亲民的中国商品，如今在商场货架上一个个价格翻番，从衣服、鞋子到电器、家具，连儿童的玩具和老人用的助行器都未能幸免。
而更严重的是，随着高关税生效后短短十五天内，美国各大商场、批发商的中国产品库存迅速下降，补货难、售价高、供应链中断成了各大城市零售商的头号难题。
尤其是加州、纽约州等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州，首当其冲。
面对这样的局势，州政府再也无法沉默，他们看得比谁都清楚，这场关税战的炮火，打在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民头上。
于是，反击出现了，13个州，如一只只被激怒的狮子，忽然之间同步发声：我们要告联邦政府！
美国历史上的矛盾在美国近两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民众与总统之间的矛盾，从未真正沉寂。
这个世界上最早建立代议制民主的国家，一直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自诩。
但事实上，从华盛顿时代起，到如今的白宫，每一位总统上任后所面对的，不只是国会的掣肘、外交的纷争，更多的，是来自普通百姓的质疑与抗议。
特朗普的“关税战争”只是最新的一章，而类似的故事，早已在历史中轮番上演。
从林肯时代的《莫里尔关税法案》，到胡佛任内应对经济大萧条时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政治冲突，其背后都能看见总统与民众之间的巨大张力。
1861年，《莫里尔关税法案》一出台，就遭到南方各州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只利于北方工业、却伤害南方农业经济的歧视性政策。
于是，在政治矛盾、经济不满和奴隶制争议交织之下，南北战争爆发。
那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内部冲突，也是总统林肯为一项政策付出的最大代价。
类似的情境，也曾发生在1930年代，时任总统胡佛在大萧条爆发后，为保护国内企业，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将2万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历史新高。
结果不仅没能拯救本国经济，反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报复性关税潮，导致国际贸易骤减，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失业和通货紧缩。
最终，美国经济在断崖式下滑中陷入低谷，胡佛也因此成为最不得人心的总统之一，连任失败，被罗斯福一举击败。
这种总统“为民做主”反而招致民怨的现象，在美国的政治史上屡见不鲜。
总统有宏观战略，百姓却有现实困境，联邦政府看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地方民众想的却是饭碗、油价和每月的房贷。
两者之间，常常不是利益一致，而是结构性的冲突。
特朗普与民众的不和特朗普与美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极为微妙、甚至可以说是撕裂的状态中。
有人将他奉为“新时代的政治斗士”，有人则将他视为“社会撕裂的代言人”。
在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而由此带来的“高关税政策”，更成为他与普通民众之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特朗普一纸行政命令，宣布对中国大规模商品加征高额关税。
这在政坛上被解读为一场“反全球化”的大旗插入全球经济结构的心脏，也是在世界舞台上向所有国家亮出“美国优先”口号的实际操作。
在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项政策所引发的，却是一连串令人窒息的现实困境。
“以前的课外用品，在沃尔玛只要5美元，现在起码得翻倍。”
一位母亲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她无力地笑着。
从大城市的郊区到内陆的工厂小镇，人们的共同感受是：一切都在涨价，工资却没有动。尤其在中低收入群体中，这种政策带来的生活成本上升更为致命。
他们既不是资本市场的赢家，也不是制造业的直接受益者，却要承担来自政府政策的直接冲击。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美国的社会共识日渐崩塌，特朗普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政治代言人”，逐步演变成“信仰教主”与“信众”的角色。
这种情感连结一旦建立，理性分析便难以为继。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吊诡的局面：政策失败了，日常生活变得更艰难了，但仍有大批民众愿意为特朗普辩护，为他的言行“找补”，哪怕那些政策正是压在他们生活上的那块沉石。
美国本该是制度的国家，是建立在契约和法律上的共同体，但在特朗普执政后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情感投票”，用愤怒、用不满、用焦虑去做政治判断。
这种情绪政治的蔓延，才是美国今天真正的危机所在。
未来未来局势将走向何方，仍是一团迷雾，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中国产品在美库存的不断枯竭，物价上涨的现实正在步步紧逼。
届时，不只是13个州，更多的地方政府，甚至是曾坚定支持特朗普的州，也可能被迫“改旗易帜”，与白宫公开叫板。
而当“反抗”的队伍不断壮大，白宫还能否稳住局面？特朗普除了应对这些，还有胡塞，他能度过难关吗？
这一切，都将在这场看不见硝烟中，揭开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