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公元879年，一场震惊世界的屠杀在广州城内上演。当时的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居住着数万名来自异域的商人，其中最富有、最显赫的就是穆斯林商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垄断着最赚钱的生意，富可敌国。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这一切。黄巢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广州城后，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让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穆斯林商人几乎绝迹。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
一、穆斯林的黄金时代
盛唐年间，在广州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里，一个颇为特别的景象每天都在上演：身着异域服饰的穆斯林商人络绎不绝地出入于城中最繁华的街市，他们手持精美的波斯玉器，贩卖来自大食国的珍贵香料，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非洲象牙。
在广州城最热闹的地段，一座气势恢宏的清真寺巍然矗立。这座始建于开元年间的怀圣寺，不仅是穆斯林做礼拜的场所，更是他们处理商业纠纷、举行重要集会的中心。每逢重要节日，从波斯湾、阿拉伯半岛远道而来的商人们都会聚集于此，谈论生意经，交流市场信息。
当时的广州蕃坊，简直就是一个＂国中之国＂。穆斯林商人在这里建立了完整的自治体系，他们有自己的领袖＂蕃长＂，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甚至可以不用遵循大唐律法，而是按照《古兰经》的教义处理各种纠纷。
在蕃坊的市集上，最受欢迎的当属香料铺子。一位名叫萨利赫的波斯商人开设的香料店，常常引得达官贵人们争相光顾。据说他店里的沉香，一斤就要卖到上千贯钱，相当于普通人家十年的收入。
不仅是香料生意，这些穆斯林商人还把持着最赚钱的珠宝买卖。在广州城内，最大的珠宝店铺＂海外珍品阁＂就是由一位来自巴格达的商人所开。店里陈列的琥珀、玛瑙、珍珠，都是从遥远的波斯湾一带运来的稀世珍品。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穆斯林商人不仅富可敌国，有些人还通过科举入仕，在朝廷中谋得重要职位。开元年间的李彦升，就是一位出身穆斯林商人家庭的进士及第者。他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还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辩论政事。
在岭南道节度使衙门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蕃商使＂的职位，负责管理海外贸易事务。这个重要职位，往往由精通阿拉伯语言和商业规则的穆斯林担任。他们就像是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为双方的贸易往来提供便利。
每当夕阳西下，广州城外的珠江口总会停泊着大大小小数十艘商船。这些商船有的来自波斯湾，有的来自阿拉伯半岛，满载着异域的珍宝驶入港口。码头上的搬运工们忙得不可开交，将一箱箱的丝绸、瓷器装上返航的商船。
在这个黄金时代，穆斯林商人的财富与日俱增。据说当时广州城内最大的一家当铺，就是一位来自大食的商人开设的。他不仅借钱给本地商户，还经常接待来自各地的达官贵人，在他们周转不灵时伸出援手。
二、积怨的根源
表面上看，这些穆斯林商人与本地百姓和平共处，但实际上，一股暗流早已在广州城内涌动。这股暗流的源头，要追溯到开元年间广州蕃坊的设立。
当时朝廷为了方便管理，特许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设立专门的居住区。这些区域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业区，享有特殊的贸易优惠和司法自治权。一位名叫阿布?哈桑的波斯商人，就因为掌控着香料贸易的渠道，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甚至在城中最繁华的地段买下了数十间店铺。
这种经济垄断的局面引发了本地商人的不满。一份保存在敦煌的商业文书中记载，广州城内的丝绸商人曾多次向地方官府上书，控诉穆斯林商人操纵市场价格。据记载，仅在大历二年，就有三次因贸易纠纷而引发的群体冲突。
穆斯林商人不仅垄断了最赚钱的行业，还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欺压本地商户。在广州城南市场，一位波斯商人强占了当地绸缎铺的店面，引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纠纷。虽然最终在官府调解下达成和解，但这样的事件却屡见不鲜。
文化差异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穆斯林商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在城中建造高大的清真寺，每日五次的礼拜声传遍四周。一些保守的本地居民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些＂异端＂的习俗影响了城市的风气。
最让本地百姓不满的是，这些穆斯林商人虽然在广州赚取巨额财富，却很少参与本地的公共事务。每当城市遇到灾害，需要富商捐助赈灾时，穆斯林商人往往置身事外。大历十年的一场特大水灾中，本地商人纷纷解囊相助，而蕃坊的富商们却大多保持沉默。
在司法方面的矛盾更是突出。由于享有司法自治权，穆斯林商人之间的纠纷往往按照伊斯兰教法处理。但当他们与本地商人发生争执时，却常常仗着自己的特权地位，拒绝接受唐朝法律的约束。
贞元年间，一位本地茶商与穆斯林商人因货款纠纷对簿公堂。虽然证据确凿，但穆斯林商人却以＂不懂唐朝法律＂为由，拒不履行判决。这样的案例在广州城司法档案中并不罕见。
语言障碍也是一个问题。很多穆斯林商人虽然在广州经商多年，却始终不通中文，只能通过翻译与本地人交流。这种交流障碍不仅影响了日常贸易，也常常导致误解和冲突。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矛盾不断积累。表面上繁华的广州城内，实际上已经布满了火药味。穆斯林商人的特权地位，他们的经济垄断，以及与本地社会的隔阂，都在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三、黄巢之战的导火索
广州城内的矛盾在乾符年间达到了顶峰。当地官府与穆斯林商人之间的利益勾结，更是火上浇油。一份保存在府衙档案中的记录显示，时任广州刺史张铣与几位波斯商人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这些商人每月都会向张铣献上大量金银珠宝，换取各种商业特权。
当时的广州市舶司官员也与穆斯林商人私下交易。一位名叫马哈茂德的波斯商人，通过向市舶司官员行贿，获得了丝绸贸易的专营权。这导致本地的丝绸商人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从他手中购买货物，甚至有些小商贩因此破产。
在城南的市集，一位本地商人因无力支付高额的商铺租金，被迫将祖传的店面转让给了一位穆斯林富商。这样的事件在广州并非个案。据当时的坊间传闻，仅在一年之内，就有十几家本地老字号被迫关门。
乾符五年，广州城内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瘟疫。城中百姓苦不堪言，但住在蕃坊的穆斯林商人却因为有充足的药材储备，得以安然度过。更令人愤怒的是，一些穆斯林商人趁机哄抬药价，将原本五钱银子一包的药材抬到了五两。
这一年的秋天，广州城内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一位名叫阿里的波斯商人与本地商人发生纠纷，仗着有官府撑腰，不仅拒不赔偿，还派人殴打对方。这件事在城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商贩自发组织罢市抗议。
当地百姓对官府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升级。有传言称，刺史张铣每月都会收受穆斯林商人数千两白银的贿赂，以此换取对蕃坊的特殊保护。这些传言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却在民间广为流传。
就在黄巢起义军攻城前的数月，广州城内的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城中的市场几乎被穆斯林商人完全垄断，本地商贩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一些破产的商人开始在城中煽动反穆斯林情绪，甚至有人暗中与起义军勾结。
一位当时在广州做买卖的波斯商人在他的游记中记载：＂广州城内充满了不安的气氛，我们时常能听到本地人的咒骂声。每天晚上，蕃坊的商人都会加固门窗，深怕遭到袭击。＂
官府的腐败和无能更是加剧了这种动荡。地方官员不是忙着搜刮民财，就是与穆斯林商人勾结中饱私囊。面对即将到来的起义军，他们既无心组织防御，也没有能力安抚民心。
在这种局势下，黄巢率领的起义军向广州进发的消息传来。城中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将财物转移，一些有远见的商人已经开始安排家人悄悄离开。而那些无处可去的本地百姓，则对即将到来的变革充满了某种期待。
四、惨烈的屠城之役
公元879年八月，黄巢的大军终于兵临广州城下。当时的广州城内局势已经一片混乱，守城的唐军不足五千人，而城内的穆斯林商人们却组建了一支约三千人的私人武装。
战事在清晨打响。据一位阿拉伯商人留下的记载，起义军首先对城东发起进攻。守城的唐军仓促应战，很快就出现了溃败。一些穆斯林商人的私人武装试图接替防守，但他们缺乏正规军事训练，根本无法抵挡起义军的猛攻。
当天下午，城北的城墙被攻破。起义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开始了无差别的屠杀。据阿拉伯史料记载，一位名叫纳西尔的波斯商人带着全家躲进了自家的地窖，但最终还是被搜了出来。他苦苦哀求，愿意用全部财产换取一家人的性命，却无济于事。
广州城内最大的清真寺在战斗打响后不久就被付之一炬。寺内收藏的大量珍贵经书和商业契约付之一炬。一些穆斯林商人试图抢救圣物，却在寺门前遭遇了起义军。
位于城南的蕃坊遭到了最惨烈的打击。那里是外国商人最密集的区域，也是他们储存货物的地方。起义军不仅洗劫了所有商铺，还放火烧毁了整个街区。浓烟弥漫了整整三天，连珠江对岸的渔民都能看到城内的火光。
有些商人试图通过水路逃生。珠江码头上停泊的商船成了最后的希望。但起义军早已在江面上布置了岗哨，大部分逃亡的船只还没驶出江口就被拦截。据说江面上漂浮的尸体之多，甚至影响了船只的航行。
更令人震惊的是，起义军在屠城之后还专门派人砍伐了城外的桑树园。这些桑树是丝绸生产的命脉，每年都会为穆斯林商人提供大量丝绸原料。砍伐桑树的举动，显然是要断绝穆斯林商人在广州的经济基础。
战后的统计显示，仅在广州城内，就有超过十二万外国商人在这场屠杀中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一些幸存者逃往了海外，他们留下的记载成为后世了解这场惨案的重要史料。
在蕃坊的废墟上，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当时遗物：被火烧过的波斯钱币、破碎的阿拉伯香料瓶、还有一些未来得及带走的金银珠宝。这些沉默的实物见证，无声地讲述着那场惨剧。
黄巢军队在广州城内停留了半个月。当他们离开时，这座曾经繁华的海港已经面目全非。街道上堆满了瓦砾，商铺化为废墟，码头上的货栈成了一片焦土。那些曾经熙熙攘攘的市集，那些富丽堂皇的商行，都在这场浩劫中灰飞烟灭。
五、历史的转折点
广州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阿拉伯世界后，掀起了轩然大波。巴格达的商人集会上，一位从广州逃回的商人讲述了那场惨剧的经过。消息迅速在整个阿拉伯商业圈传开，曾经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顿时变得冷清。
当年秋天，原本应该满载货物驶向广州的商船纷纷改变航线。据阿拉伯史料记载，仅在一年之内，停靠在广州港的外国商船就从每月数十艘骤减至个位数。那些幸存的穆斯林商人纷纷转向东南亚地区寻找新的商机。
在苏门答腊，一位逃离广州的波斯商人建立了新的贸易据点。他在当地开设了香料店，专门经营从阿拉伯运来的香料。很快，更多的穆斯林商人追随而来，使得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新的贸易中心。
马六甲海峡一带也迎来了大批逃离广州的商人。他们在当地建立了新的商业网络，开设了清真寺，形成了新的穆斯林聚居区。这些地方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转运港，取代了广州在海上贸易中的地位。
在广州城内，昔日繁华的蕃坊几近荒废。那些宏伟的建筑渐渐倒塌，杂草从断壁残垣中钻出。偶尔还会有一两个外国商人在此经营，但规模已经无法与从前相比。
唐朝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朝廷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试图重新吸引外国商人。但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教训，穆斯林商人对重返中国市场显得格外谨慎。就算有人回来，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大规模聚集。
随着阿拉伯商人的撤离，来自日本、新罗的商人开始填补这个空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商品，形成了新的贸易格局。但这些贸易的规模和利润，都无法与鼎盛时期的广州相比。
在阿拉伯世界，广州大屠杀的影响持续了数百年。一本成书于10世纪的阿拉伯游记中写道：＂从前的广州是天堂，如今却成了魔鬼的城市。没有一个明智的商人会冒险前往那里。＂
这场巨变不仅改变了贸易格局，更深刻地影响了中阿关系。阿拉伯商人开始转向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他们在那里建立的商业网络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广州这座曾经的东方商都，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它的国际地位。
到了宋朝，虽然海外贸易重新繁荣，但贸易的主体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穆斯林商人不再是主导者，而是众多商人群体中的一员。这种格局的转变，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黄巢之乱时的那场大屠杀。
当年的断壁残垣早已看不见踪影，但这段历史在穆斯林世界的记忆中并未消失。在一些阿拉伯史书中，广州大屠杀被视为伊斯兰商业史上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阿拉伯商人主导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