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丁茜雯          编辑 | 范志辉

近期，伴随着韩国WATERBOMB音乐节密集举办，不少当红女团、女歌手登上这一全程在水上乐园举办的“湿身派对”，女艺人的穿着与身材也因此产生了极大争议。

比如在去年WATERBOMB舞台上打破IZONE时期清纯华丽少女形象、以超低胸泳衣展示傲人身材的权恩菲，由于在今年Water Bomb选择不暴露的造型演出而受到观众谩骂。

事实上，凭借身材出圈的案例大多也以敢脱、敢露，不吝啬身材“福利”和充满大胆动作的编舞舞台的女艺人，也成为Water Bomb音乐节的一大卖点，诸如泫雅、宣美、权恩菲就曾因此被网友冠以“水弹三巨头”。

但另一边，登上WATERBOMB舞台的(G)I-DLE、KISS OF LIFE等新晋女团偶像，却也因舞台装扮过于清凉、性感的编舞或是带有挑逗性、暗示意味的歌词引发粉丝抗议，遭受大量细节“审判”。

纵观K-Pop女偶像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即便逐渐诞生以女性主义、女权等议题作为偶像音乐主题的音乐作品，但本质上来说，K-Pop女偶像依旧是被客体化的幻想商品。

正如《纽约客》所言，K-Pop女偶像是精心制造的“工厂女孩”。

事实上，在韩国诸多学者看来，对于年轻女孩付诸描绘的“形象”，往往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变化。而在韩国，这种饱含青春的表现形式被系统化地以K-Pop这一流行文化表现出来，更是加深了性别刻板印象，进一步客体化女偶像。

比如在90年代的第一代K-Pop时期，不管是S.E.S还是FIN.K.L，普遍以清纯风女学生的样貌来面向市场，并以过于成熟或性感的方式打造未成年女偶像。而来到千禧年后的二代女团时期，百花齐放的女团竞争下未成年女学生出道的现象愈加平常化，像是KARA成员姜智英、 前Wonder Girls成员泫雅与昭熙、前f(x)成员雪莉、秀晶等，均为14、15岁左右正式出道。

无论是强调未成年女偶像的暴露衣着，还是表演充满性暗示的舞蹈和歌词，抑或令成年女偶像幼态化或是放大熟女风格，都来到了更为致力于吸引男性粉丝为主的时期。在当时，能够吸引到“叔叔粉”、“军队粉”等男性粉丝也成为象征女团成功的标志之一。

最为明显的，便是大量女团歌曲以或幼稚或性感的形象“向Oppa（哥哥）示爱”为主题，比如少女时代的《Oh！》、“撒娇神曲”Seenroot的《欧巴呀》、七学年一班《哥哥病毒》，甚至是儿童女团七公主也有着《初恋》《爱情+》等描绘男女爱情细节的歌曲，稚嫩的童声唱出“年轻的心全为你可以更加相爱、现在一起分享爱情”、“爱情和大海都让人恶心”等极具成人视角的歌词内容。

而之所以会产生看重男性粉丝流向的现象，是因为2010年代前后的K-Pop市场，男团偶像吸引着K-Pop受众中最为主要的消费力——女性粉丝。为了打破这一局面，不少女团制作人也开始刻意以“男凝”视角下的偏好打造女团，甚至大量以边缘性的恋童幻想来打造女团。

Kpopstarz娱乐记者Jody就曾表提到，为了吸引男性受众，女偶像被迫将她们的概念转化为性感，并在她们之间创造竞争，“随着竞争对手数量增加而愈加暴露更多的皮肤”。

比如在2010年代以后，K-Pop女团风格便普遍进入性感当道。普遍含有未成年成员的女团们，诸如AOA、EXID 、Miss A、SISTAR、Secret等杀出重围，均以暴露着装、充满暗示意味的歌词、暧昧曲风“生成”拿下一位的代表作，更有因舞蹈动作、MV内容过于18禁，而被电视台打歌节目勒令整改。

并且，为了博出位吸引消费受众，不少女团也被迫以更为露骨的音乐作品演出。比如女团Stellar虽为“糊团”，但其多首大尺度作品仍在如今永流传；甚至仅有一首出道作《Move》的女团4L，也因此在内地市场“小有名气”，收获不少听众。

2015年以后，性感风的井喷也令新一批急于打开市场的三代女团转而尝试多元化的风格，其中“洛丽塔”设定也愈加明显。比如“校服”与“体育课运动服”作为演出服更为常见，像是GFRIEND的校服三部曲、《PRODUCE101》系列等。

专注伦理与性别研究的韩国光云大学教授金艺然（音译）就指出，“制服”类校服起源于日本亚文化，校服外观是所有K-Pop偶像的主要时尚单品，“一个纯洁、天真的年轻人，也有吸引力以及性吸引力”。

换句话说，K-Pop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是以偶像的“性化”换来的，即其受众是用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偶像的。 不论是男性偶像与女性偶像，都面临着被性化的境况，只是方式略有不同，而女偶像的处境相对更加艰难。

事实上，对于青春、年轻的礼赞是各国音乐流行文化中常见的主题。但从上世纪70年代的二人组合Bunny Girls到如今的K-Pop女团，整个韩国流行文化的历史中，对于年轻女孩的渴望总是模棱两可的。

这是因为，本质上偏向传统“儒学”氛围的韩国社会文化所提倡的是“纯真”，比如所谓的“国民妹妹”安昭熙、IU，“国民初恋”秀智等，均是以清纯出名。但K-Pop偶像的变革经历了欧美、日本偶像工业的影响，“纯真”也在变迁中变味。

比如布兰妮《Slave 4 u》的成功、AKB48“欲遮还羞”的泳装写真、单曲创造的宅男幻想等，这些“性销售”也被K-Pop进行模仿，吸引消费受众。比如韩国女团Fromis9、IZONE便是拥有压倒性的男性粉丝购买力，占据着百万销量的大头。

也正是在传统与出格的交织中，K-Pop女偶像的概念也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冲突：崇尚“成人幼化”、“未成年成人化”，作为性感但无辜的洋娃娃商品，以传统而又性感的形象和行为满足男性的眼球。

进行东亚研究的爱尔兰某大学教授Kevin Crawley曾提到过，虽然K-Pop女偶像被告知要挑逗性穿着演出，但她们也同样被告知需要符合儒家性行为规范。简而言之，便是带有性吸引力的“圣母玛利亚”。

不管是备受诟病的性感风还是如今被认为开辟女团“女子力”的Girl Crush，本质上都脱离不开“性化”的趋势，尤其是在大量男性制作人主导的音乐作品中更是在加码放大。

比如BLACKPINK出道作品《BOOMBAYAH》在释出之际曾被看作是与当时流行的清纯可爱风有所区别的“Girl Power”，但在制作人Teddy所营造的“喜欢你，你真的很帅气”、”我的身材很特别，透过你的眼神我知道你想触摸我“以及大量穿插在副歌拟声词中的“Oppa”撒娇喊声，这一歌曲同样也被看作是示爱男性粉丝的“换汤不换药”。

但事实上，这种含沙射影在女性制作人作品中也同样存在。比如曾卷入“恋童”争议的闵希珍制作人，就因旗下女团New Jeans的《Cookie》中被指令未成年成员们身着校服唱跳含有性暗示的歌曲而受到谴责。而这种“洛丽塔”的再造概念，在闵希珍对少女时代、f（x）等SM女团乃至男团的概念搭建中均有所显示。

同样的，泫雅热门歌曲《BeBe》便被韩国网民认为是将其出道以来遇到的恋童癖、性化现象以戏谑口味讲述了出来，包括“请疼爱我，你让我化作17岁，我感觉自己15岁”、“你让我变成Baby Girl”等。

而这种K-Pop性化凝视偶像产物的运作模式，也随着101系选秀进入东亚、东南亚等偶像审美体系，不管是未成年人提前“大人化”来过度阐述性概念，还是成年偶像被迫放大性部位，这种趋向正常化的舞台演出设定，也在被美化下面向全年龄层“开放”。

“K-Pop粉丝不再只是青少年专属，他们已经扩大到20-4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人，这些阿姨、叔叔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内心深处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韩国乔治梅森大学文化研究教授李奎卓（音译）就曾指出，事实上很多粉丝尤其是年长的粉丝，他们没有意识到偶像被性化时存在的问题。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K-Pop女偶像就因此要脱离人欲。

事实上，在韩国这一趋向保守的社会文化中，压制年轻女性表达任何“人欲”也是极为普遍的，也正是在这种禁忌又开放的氛围下，K-Pop女偶像也同样面临着隐形的性暴力与性剥削，“K-Pop的情色问题并不是在于她们被描绘成了有‘性’的人，而是她们作为‘性’客体被用来产生利润”。

“当你称某人为女神或者仙女时，你是在物化这个人，更大意义上来说，限制他们的行为”，在《女神是恭维吗？》一书中，文化评论家崔智善（音译）对消费K-Pop女偶像的方式批评道。

站在如今K-Pop试图打开全球市场的角度来看，K-Pop女艺人在MV、音乐、写真和表演中的性化，也被看作是如今“妨碍K-Pop产业成绩的显著争议”。

比如前不久，韩国女团（G）I-DLE因身穿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改良救生员制服造型进行演出，受到韩国红十字会抗议并要求缴纳罚款。而这一超短裤、紧身露脐的性感造型，也被韩国本土痛批将“职业衣物娱乐化”。

在K- Pop女团的历史长河中，女性职业角色的客体化造型也并非仅此一例。早在千禧年时期少女时代刮起的制服风，便横跨韩国军装、护士、交警等，包括来到Girl Crush风起的当下，诸如BLACKPINK的MV中引起的护士服爆改情趣服争议，都曾是引发矛盾的焦点。

更为严重的，则是校服成为如今女团的时尚单品后，“校服”所蕴含的意味也在K-Pop音乐的不同概念中被弹性解构。

更进一步来说，“看到女团像她们（普通女学生）一样穿着校服，但她们（女偶像）却在表演高度性感的歌曲和舞蹈，并因此受到称赞，这对现实生活中的青少年来说，是多么矛盾和困惑”，金艺然教授指出。

因此，即便随着近些年的Girl Crush之风下，女性受众比例在女团粉丝基础中逐渐增大，掌握一定话语权，但本质上还未脱离出男凝视角的K-Pop女偶像也因疑似的恋童概念、“裙子太短”、“打底裤露出”、舞蹈动作性感等因素受到女性粉丝的抵制，对于身后的经纪公司、制作人更是予以抗议。

比如在近期，女团KISS OF LIFE新歌MV对臀部、胸部等重点部位的刻意对焦，以及ITZY提供音乐作品的男性作曲家在成员留真的社交平台留言“打肉毒杆菌去吧”引起粉丝争议，直呼“不舒服的挑衅”。

事实上，即便这些女团在概念中高喊着“我做我自己，I Love Myself”，但作为商品，男凝视角下的性客体角色则是所有K-Pop女偶像面临的现实。

当然，对于K-Pop女团客体化行为的“困惑”，也随着女性K-Pop的发声逐渐发生一定的变化。近些年来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潮对于K-Pop世界尤其是女性粉丝产生强烈的影响，更深层次导致K-Pop女偶像示爱“Oppa（哥哥）”的歌曲主题一去不复返，更加专注在“女力”。

普遍意义上，K-Pop是避免接触社会议题的流行文化，尤其是对于性别问题、女性主义的触及。也正是因K-Pop偶像脱离不了受众群体的审视角度，所以当一个K-Pop女艺人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反男凝、自信发声等行为，也会一定程度上失去男性粉丝的拥簇。比如Red Velvet成员Irene、LE SSERAFIM成员许允真就因公开展露女权主义书籍而受到死亡威胁和脱粉。

此外，将女性主义作偶像概念的女团们，也同样免不了关于“自我客体化”的矛盾。

比如（G）I-DLE以女性主义议题为养料写出的《Tomboy》《Nxde》等，虽受到K-Pop年轻粉丝推崇，但也被部分女性受众认为“不舒服”；同样的LE SSERAFIM、New Jeans、IVE等也同样面临着围绕在“女性本我”的概念上打造，但也因带有一定男性偏好的媚化感、诱惑感的造型与编舞，与歌曲主题相违背，令受众感到奇怪与批判。

韩国流行音乐评论家朴希雅（音译）就指出，“这是因为这个概念是针对男性的，并将公开的性欲伪装成‘女性自信’，但实际上它与女性赋权背道而驰”。

而这种带有矛盾感的演变的出现，除了由于女性粉丝占领着大多数K-Pop女偶像的主要消费力，另一方面也是在于受众关注偶像的自主权与符合社会议题的进步。换言之，女性受众对于K-Pop女偶像的“利益交换”，并非是在“眼球经济”，更多的则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共鸣需求。

像是曾因出格装扮、舞蹈等被奉为女权主义偶像的泫雅，因与曾陷入“李胜利事件”的龙俊亨恋爱结婚，而被看作是“强奸辩护者”，更抨击其将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概念形象。

在女性性别主义的压抑与性别规范的打破下，K-Pop的文化叙事也不得不“睁眼看世界”，K-Pop女偶像也在受众的反馈中愈加对女权意识奏响颂歌。

因此，独立于男性目光之外的女团概念也在K-Pop中逐渐出现，尽管并未点破女权主义”标签。比如本月少女的《Butterfly》、Dreamcatcher的《JUSTICE》等都在当下被看作是鼓舞之作。

当然，在整个K-Pop语境下，不仅仅是女偶像，男偶像也同样面临着被“性化”的现象。

诸如早期二代团2PM大秀腹肌的性感“野兽团”面貌、令三代团VIXX一炮而红的融入“S与M概念”的《Chained Up》，以及出道之际以介于男童与少年之间的年龄来隐晦讲述禁忌恋爱的NCT DREAM等，都同样是被赋予了挑逗行为的意味。

不仅如此，在部分男性艺人的音乐作品中，更是从主导者的身份来推动物化女艺人的过程，以大量裸露女性身材重点部位、编舞性暗示、暧昧动作双人舞，以及将美女与金钱划为同类项。比如PSY的名曲《江南Style》《Gentleman》便是如此，而其继《江南Style》后陆续推出的作品中，泫雅、孙佳仁等女偶像以性感挑逗的“吉祥物”形象出演MV，也被K-Pop业内看做是对女偶像的“认可的荣耀”。

正如韩国文化评论家崔智善所言，“偶像被迫扮演非人类角色，她们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发挥作用，但一旦有一天不再有效时，她们就会被丢弃”。而打破客体化的一步，或许也正是来自于如何推动偶像们商品概念的转变。简言之，便是如今的偶像们尤其是女偶像仍然没有实现“偶像自主权”。

毕竟，偶像的性化，本质上来说还是由K-Pop产业的上下游——经纪公司与消费者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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