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加洛，原名张广和，1919出生，掖县西由镇单山村（莱州三山岛街道单山村）人。
1932年秋，张加洛高小毕业参加全县会考，在会考作文中写道：“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学生并无例外，学生不可闭门死读书，不问国事。游行喊口号，能唤醒国人的觉悟？还是要采取多种方法，加强抗日宣传，激发人心，用行动推动政府。”
1933年9月，张加洛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就读，受国内外形势急剧演变的触动，革命书刊的启迪，和学校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影响，产生了强烈的抗日反蒋与倾心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先后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主席。
鲁西发水灾，难民大批来掖，张加洛与进步同学组织学生募捐救灾，直接找到县长刘国斌，要求安置灾民食宿，资助重修家园。
1935年底，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又组织发起声援北平学生运动的活动。
1936年8月，张加洛中学毕业，前往北平弘达二院就读高中。入学后，他依然时刻关心时政，竟拿全英文版的物理、化学、数学等课本到西单旧书摊换取了列宁《“左”派幼稚病》及《两个策略》等宣传革命的“禁书”秘密阅读。
一次，国文老师命作《月坛赏月记》，他在文中写道：“敌机天天在头上嗡鸣，哪有心思赏月？”不久，他在同学陈放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随后，他给在莱阳乡师就读的同学吴幸之写信寄材料，鼓动他在莱阳发展“民先”组织。
同年10月，张加洛在“民先”组织的帮助下，秘密奔赴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不久，经吴兵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组织派到连队搞政治宣传，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很快建立了党支部。
西安事变后，组织决定将学兵全部撤出部队。张加洛返往北平，途中回到掖县，受掖县县委委员李佐长的邀请，到常平仓小学宣讲西安事变真相。随后返回北平，与中共东北局工委接上关系，被组织派往济南参加韩复榘举办的政训班。
刚到济南，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加洛与北平党组织失去联系，期间遇到同学李勋臣，并一起返回掖县。9月，他再赴济南寻找组织，最后通过在济南的《西安日报》报馆外勤记者邹鲁风介绍，与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委员张霖之取得联系，接受了回胶东发动游击队的任务。
1937年10月，张加洛携载有中央北方局的“华北决议”文件和山东省委出刊的《齐鲁文化》返回掖县，并发展吴幸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执行山东省委指示，张加洛动员李勋臣、吴幸之，成立临时党支部，先发展党，再搞武装。
已是县委委员的李勋臣，马上将此事向掖县县委作了汇报。此时，掖县县委还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县委委员李佐长了解张加洛的历史，李勋臣也多次到张加洛家进行考察，认为他是可信任的同志。于是掖县县委作出决定，让李勋臣通知张加洛到沟东参加县委会议。
会议由掖县党组织的创始人郑耀南主持。会上张加洛传达了“华北决议”和山东省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掖县县委已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多时，这次听到中央和省委的声音，大家的心里亮堂了。
经过热烈讨论和认真研究，县委作出决议：重新登记党员，整顿党的组织；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依靠党，发展党，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恢复党刊，更名《民声》。针对当时的形势，郑耀南提议改组县委，张加洛任书记。
会后，由张加洛起草的《华北抗日形势与游击战争》在《民声》上发表，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反流亡”“反妥协”，带头参加抗日武装。文章对提振掖县党员的革命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
之后，掖县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党的外围武装组织纷纷建立。张加洛与吴幸之在西由一带领导组建了“抗敌前进队”。同年12月，国民党掖县政府垮台，全县十个区队武装各自为政，国民党人赵森堂等也在筹建“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
在这紧要关头，县委决定：首先把共产党领导的各股抗日武装统一起来，吸收“民抗”参加，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县委在讨论如何使“民抗”坚决走抗战的道路时，张加洛说“民抗”发展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要发动更多的进步学生参加进去，调整“民抗”的成分。随后，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参加了“民抗”。
县委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精神，研究了与“民抗”的合作方法。张加洛等按照县委指示，以各股武装组织代表的身份与赵森堂谈判，提出以各股武装组织为单位出代表，组成领导机构，再以人枪多少调整名额的建议，赵森堂当场同意。经过反复协商，决定成立“民动”，并选出由5人组成的领导机构，其中共产党占4席。
“民动”成立后，县委加快了争取地方区队武装的工作。张加洛亲笔起草《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发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安派共产党员秘密打入，进而控制区队，与区队直接进行谈判，坚持“既抓上层，也抓下层，抓到一个再去串连”等办法，经县委研究通过后印发到全党，以指导争取区队的工作。
根据县委的分工，张加洛直接参与并成功争取了四区队武装。不久，县委将全县大部分区队武装争取了过来。
1938年2月，日军侵占掖县，并扶植汉奸刘子容成立伪政权。3月，县委决定发动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推翻伪政权。
起义前，张加洛在县委会议上说，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扩军、筹粮、筹款、供给情报，要靠地方党组织配合。县委领导这次起义，要充分估计到起义的困难，从思想和组织上做好起义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准备。
为防止起义失败，县委决定由张加洛等组成一个秘密县委，带领一部分党员潜伏地方。一旦起义失败，郑耀南等率起义部队转入山区打游击，张加洛等留在地方秘密开展工作，以利于起义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互相接应支援。
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胜利后，在“民动”的基础上，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为扩大抗日宣传，坚定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和决心，张加洛亲自撰写了《抗日除奸宣传大纲》，阐明了三支队的性质、任务和建军、建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军内外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的基本教材。
为全面巩固党对部队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三支队举办了两期政工人员培训班，他还亲自拟定计划，授课辅导，并培养发展党员四五十人。这些经过理论武装的党员政工干部，大部分又分配到各大队、中队工作，加强了党组织对武装力量的领导。
1938年5月，以张金铭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联合进攻掖县，妄图消灭三支队。在反顽斗争的紧急情况下，张加洛受三支队委托，骑自行车赶赴黄县，向胶东特委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胶东特委认为这是胶东第一次大的摩擦，决定成立了由三军、七、八支队和三支队组成的“胶东抗日联军”，并组成“前敌指挥部”，韩明柱任指挥，郑耀南任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以打击顽军的嚣张气焰。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我军挫败了各路顽军的进攻，取得了在胶东首次大规模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然而，在三支队内部，赵森堂等人密谋纂夺三支队的领导权。张加洛通过各种渠道，准确掌握了赵森堂对外勾结顽军，对内网罗亲信私拉队伍，妄图于“七·七”抗战一周年之际叛乱的罪证。在与郑耀南、李佐长等紧急磋商后，当机立断，逮捕并枪决了赵森堂等叛乱分子，使三支队成为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同年8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合编，三支队被编为六十二团及五十五团两个营，张加洛任六十二团政治处主任。11月，六十二团扩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支队第二十一旅，张加洛任政治部主任兼蓬、黄、掖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1939年3月，张加洛被派往延安汇报学习，11月抵达延安，12月入抗大五期学习。毕业后，先后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任政治处主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兼秘书科科长、1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直属政治部任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945年9月，他被派回山东解放区，任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胶（州）、高（密）、昌邑、潍坊外围及粉碎国民党军对胶东重点进攻等战役。
1950年11月，张加洛调山东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1955年5月，调江苏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兼任江苏省委纪委副书记。同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4月调任国务院水利电力部政治部主任，同年晋升少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