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伟强 来源：《爱周之家》

（左起）周恩来﹑邓颖超﹑蔡畅﹑李富春在一起

中共中央对李富春同志的定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一样，是革命的终身伴侣，党内公认的模范夫妻。

与邓小平交情最深的有三位：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他们的友谊应该始于法国勤工俭学期间。

1988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收录周恩来致李富春信函3封。

中央档案馆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手迹选》（六卷本》，收录周恩来致函﹑致电﹑复电予李富春稿6件。

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与李维汉﹑李立三﹑张昆弟﹑贺果等207名青年，乘坐法国邮轮“宝勒加”号，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生。

1922年6月，李富春与周恩来等出席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到会二十三人。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

源于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书信选集》

1924年7月13日-15日，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聂荣臻﹑李林﹑刘伯庄﹑傅烈﹑柳溥庆﹑林蔚﹑任卓宣﹑周维桢﹑余增生﹑方至刚﹑李卓然﹑穆青等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7月20日，周恩来﹑李富春﹑王京岐﹑方棣堂﹑柳溥庆﹑穆青﹑李卓然﹑江克明﹑任卓宣等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

1924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合影。三排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左五为李富春。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下图前排中）和刘伯庄﹑周子君﹑罗振声等从法国启程，由海路回国。归国前，李富春（下图后排右一）﹑王京岐﹑赵栋﹑任卓宣﹑林蔚等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成员举行欢送仪式并合影留念。

1924年10月，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1月17日，李富春和蔡畅等一起经柏林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7月8日，李富春和蔡畅等一起从莫斯科启程回国；9月，李富春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长，领中将衔。李富春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伐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为后来党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为伉俪。后曾由张申府先生在广州太平馆设宴请客。宴席的参加者人名，在不同的文献记载中详略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提到了李富春、蔡畅。李富春、蔡畅在宴席后护送周恩来回寓所，陪他说话、醒酒。周恩来夫妇的住所是文德楼3号二楼，李富春夫妇的住所是文德楼1号二楼，只隔几米远，站在阳台上叫一下就能听见。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李富春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

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毛泽东曾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而与会的李富春同样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严厉批评“左”倾军事错误。会后，他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1935年6月底，李富春调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1936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1937年7月赴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李富春（下图三排左一）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杨尚昆﹑李维汉﹑罗瑞卿等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担任全会主席团秘书长。

1940年年初，李富春参加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兼任院长；1942年年初，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精简委员会主任；1945年12月，被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为中共西满分局书记（1946年初兼任政治委员）；1947年5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9年8月，当选为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4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联名签赠李富春和蔡畅一张1941年11月7日在重庆的合影，并以“畅春姊兄”相称，足见私交之绵密﹑战友之情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富春长期领导经济建设并主持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

1950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

李富春参加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1952年八﹑九月间，他参加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进行谈判。周恩来、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后，李富春带领代表团成员同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经过艰苦谈判，1953年5月，李富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署经济援助协定，最终敲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连同1950年已确定的50个项目和1954年苏联增加的15个项目，形成我国“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李富春坚持从实际出发，为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付出大量心血。在他领导指挥下，绝大多数工程都能实现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相继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科技效应。“一五”计划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骨干，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1952年8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合影。右二起：李富春﹑陈云﹑周恩来﹑什维尔尼克﹑维辛斯基﹑张闻天﹑粟裕﹑师哲。

1954年9月2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成人员的人选的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十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1954年10月，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前排左起章伯钧﹑李富春﹑邓子恢﹑陈云﹑周恩来﹑何香凝﹑彭德怀﹑贺龙﹑邓小平﹑乌兰夫﹑李先念。

1955年冬，周恩来等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提出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1960年，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李富春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支持，并经周恩来修改补充形成了著名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的实施，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载：

1958年3月4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以及中外水利专家等乘船到四川丰都县视察，听取县委和县政府负责人的汇报，参观名山镇、农村和工厂；3月6日，（周恩来）经与李先念、李富春、王任重、李葆华等交换意见后，为三峡现场会议作总结发言；4月下旬，李富春﹑陈云﹑彭德怀等陪同周恩来在广州考察。

1958年李富春与周恩来﹑李先念﹑王任重等一起考察长江三峡枢纽工程坝址。

1958年4月，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等在广州考察工作。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由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组成三人小组，建立对外贸易指挥部，全权指挥全国的收购、出口和调运，并且严格控制进口。

李富春与谭震林﹑薄一波﹑李先念被誉为中国经济工作的“四大名旦”。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富春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力图防止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身正气，为党和人民事业竭尽心力，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责难和诬陷，受到严重迫害。

据纪东所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难忘的八年》载：

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些，中南海里也早早地烧起了暖气。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虽然有总理的保护和照顾，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冬天仍然显得格外寒冷。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家里温度低，身体又不好，有些冷。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不能把暖气烧好些？”放下电话，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他听了之后，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总理接着对我说:“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你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要保证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要烧暖和。他们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富春还有气管炎，冻坏身子怎么办？”

周恩来和李富春被称为“双雄”，李富春从1954年到1975年前后21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周恩来总理强有力的助手之一。

李富春在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人是周恩来总理。他对身边人说：“不知道周总理的健康状况如何，我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恶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离不开他，特别在困难时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因病医治无效，于197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1月15日下午，李富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周恩来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的周总理，不顾医护人员劝说赶到现场主持追悼会，蔡畅问周总理：“你怎么还是来了？”周总理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我们是五十年的老战友了！”

李富春追悼会会场

出版有：中国计划出版社《纪念李富春》（利广安等著）﹑中国计划出版社《李富春选集》（邓小平题签）﹑中共党史出版社《李富春》8开画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湖南人民出版社《相伴百年-李富春与蔡畅》（夏远生等著）﹑中央文献出版社《李富春传》（房维中﹑金冲及等主编）等。

主要参考资料：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年谱》；

世界知识出版社《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

《人民日报》电子版；

中共党史出版社《李富春》画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和邓颖超》画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画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通讯社编辑）；

中国青年出版社《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高振普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书信选集》；

北京出版社《周恩来手迹选》（中央档案馆编辑﹑六卷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难忘的八年》（纪东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陈云》画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华通讯社编辑）。

【作者：孙伟强 来源：《爱周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