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在朝堂上听闻袁绍联合各方势力起兵反叛，当即决定出兵镇压。尚书郑泰却站出来反对，一番言辞竟让暴戾的董卓转怒为喜。这场看似寻常的朝堂辩论，实则是东汉政权加速崩塌的关键伏笔。
面对董卓的军事威吓，郑泰先以“用兵不如用德”开场，随后话锋一转，将董卓捧为久经沙场的西凉宿将，同时贬低袁绍等人是“纸上谈兵的纨绔”。他刻意强调关东诸侯内部矛盾重重，暗示董卓出兵反而会助长对手团结。这番说辞表面迎合董卓的虚荣心，实则为他铺设了“按兵不动”的台阶。
郑泰声称董卓麾下的凉州铁骑能“如虎狼驱羊”碾压袁绍联军，却刻意回避两个关键事实：一方面，关东诸侯中不乏公孙瓒等实战派将领；另一方面，董卓真正能调动的嫡系部队不足三万，还要分兵防范洛阳世家与皇甫嵩的关中驻军。这种刻意夸大的战力差距，暴露出郑泰的真实意图并非军事分析。
郑泰代表的是东汉士大夫阶层的立场。他们表面上维护朝廷权威，暗中却为袁绍争取发展时间——此前有人建议董卓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此刻又劝阻出兵，环环相扣的“软抵抗”背后，是士族对寒门军阀董卓的集体排斥。当郑泰说出“动用军队有损威仪”时，实则在逼董卓陷入政治道德陷阱。
这位枭雄并非看不出郑泰话术的破绽，但他面临着更现实的掣肘：洛阳城中暗流涌动，皇甫嵩的三万精兵近在咫尺，白波军威胁河东粮道。若主力东征导致京城生变，他的凉州军团将进退失据。郑泰的谏言恰好给了他暂缓出兵的理由，迁都长安的疯狂计划就此埋下伏笔。
郑泰强调“地方叛乱不足惧”时，显然选择性遗忘了一个事实——当年黄巾之乱正是因中央犹豫不决而坐大。这种矛盾的劝说逻辑，折射出东汉末年士族阶层的致命短视：他们既要借助董卓镇压宦官，又要保全袁绍等潜在盟友，最终加速了军阀割据时代的到来。
这场对话的结局极具讽刺性：董卓为“悦”字付出的代价，是放弃挽救东汉统一的最后时机。当郑泰们暗自庆幸保住袁绍势力时，他们维护的士族秩序早已在军阀混战中支离破碎。历史在此刻揭示的残酷真相是：当权谋算计压倒现实危机感，衰亡便成为不可逆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