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讲究的是国赖长君，一个成年的皇帝才真正能避免出现权臣乱政的风险，尤其是在土木堡之后这种风雨飘摇危如累卵的国家局势面前，这是最迫切的需求。明朝正是因为有国赖长君这一说，所以在土木堡之后，太后一度倾向于立襄王（宣德之弟，正统景泰之叔）为帝，因为襄王更年长，而且在宣德年确实有监国的经验，从当时显露出来的能力上看，他甚至比景泰还可靠。

立弟立子不是于谦能决定的，于谦当时只不过是兵部侍郎代理兵部尚书的职务，连内阁都没进，根本就没有参与皇位废立的权限，皇位废立的最终拍板权在太后手里，而且就算文臣参与废立的讨论，也是王直、胡濙和陈循等人的事情，人家论职务论资历都在于谦之上，轮不着于谦这么一副部级说话。

于谦升兵部尚书是在皇位敲定之后，《明实录》上明明白白，八月十八敲定朱祁钰，八月二十敲定朱见深为皇太子（敲定皇太子就意味着朱见深暂时不会即位了），而于谦升尚书是在此之后。在北京保卫战期间，无论是奏报战况还是事后的封赏，石亨都排在于谦之前，更不用说当时即便是在军事系统文官里面于谦也不是头一号，不仅仅有个和他平起平坐的南京兵部尚书，甚至还有一个无论是职衔还是兵权（人家在外统兵，有直接的兵权）都远在他之上的王骥（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靖远伯）而且于谦和王骥关系也不好，不可能一个鼻孔出气。

明代宗朱祁钰并非是于谦所立，所以说他“大逆不道”本身不成立，明朝推崇理学，主流思想就是重国轻君，不管皇帝们自己心里怎么想，明面上，他们都认同于谦并褒奖于谦，以贯彻社稷重于君的主流价值观，这并不奇怪。包括于谦那句“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还有他劝服明代宗迎回英宗”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事实上，他在新旧皇权争夺中的七年，既没有积极的防御英宗可能的复辟，也没有对这任前皇帝以及前太子，即后来的宪宗朱见深有妥善的安排。所以这方面依然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以刚直闻名的正人君子的纠结之处。

什么叫忠？于谦是忠吗？，首先可以肯定，于谦是忠的，但于谦是忠于大明王朝的，而不是明英宗的，不然不会出现炮打也先，要知道明英宗就在附近，而且明英宗被释放回来后，这个节点有个舆论是让明英宗复位，但是于谦说天位已定。所以于谦是忠于大明王朝，而不是明英宗个人的。

明英宗是不想杀于谦吗？答案肯定是明英宗必须杀于谦，没有第二个结果。要知道明英宗复位是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明代宗病重，代表正统的这个政治集团群龙无首，导致明英宗抓住机会，复位成功。作为明代宗政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于谦，必须死。不止是于谦，这个政治集团很多人都被明英宗搞死了，这个打击面是相当大的。

这个大清洗的政策方针不是皇帝点头，谁敢去做？明英宗害怕于谦人望太高，害怕于谦出来反戈一击，虽然于谦没有这个打算。于谦的存在和明英宗是对立的，包括之后的种种作秀，取消殉葬之类的，都是为了去除大清洗的不良影响。于谦作为土木之变后最大的救国功臣在巨大的社会声望下，死后翻案的最大好处的确是收买人心，仅此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