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罕见地发了一场大火。
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部分老同志后来回忆，毛泽东在会议的发言中说道：“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但也有一些人是不可救药的，比如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一、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大度的领导人，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他总是愿意给他们机会去改正。就连像王明这样曾经犯过重大错误的人，他也没有一棍子打死。
在党的七大上，经毛泽东提名，王明和博古都作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议投票选举时，毛泽东非常关心王明与博古的得票情况，并告诉身边的同志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犯了错误的人也有代表性……我们不要把犯过错误的人推出去，而要团结他们。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七大选举中，在看到王明与博古最终被选上中央委员后，毛泽东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如释重负地说道：“这些人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经过整风，已经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不应太着重个人的责任。”
既然连王明这样犯过重大错误的人，毛泽东都愿意给予改正的机会，可为什么他会对这位名叫戴季英的干部如此深恶痛绝，甚至说自己永远也不想再见到此人呢？这位戴季英又是何许人也，他又是怎样惹得毛泽东发了如此大的火的呢？
二、
戴季英是湖北红安县人，生于1906 年。在武汉启黄中学 读书期间，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并很快成长为武汉学生爱国运动领袖 。
1927 年 2 月，戴季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委派，在湖北回发动农民运动。当年11月，戴季英以黄麻农民起义副总指挥部的身份，参与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我党领导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很快遭到敌人的镇压。随后， 戴季英率领一部分武装，来到湖北黄陂县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与吴光浩等人一起创建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任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的戴季英， 奉中央之命，率部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不久后，戴季英得到情报，敌105旅一个团孤军深入到了河南省光山县郭家河村一带，于是决定发动突袭，争取将这股敌人歼灭。
3 月 5 日傍晚，戴季英和吴焕先率红七十四师，在夜色的掩护下，突袭了郭家河村。战斗中，戴季英身先士卒，率部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 击毙敌团长马兆图，俘敌2000 多人，取得了著名的“郭家河村大捷”，使敌人围歼红军的计划破产。
1935 年 1 月，国民党军以 11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围剿”。红 25 军在吴焕先、戴季英等率领下，南下郧西，西转蓝田，击退“清剿”区指挥官卫立煌所部4 个的师兵力。之后，戴季英又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实施战略转移, 全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出发，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不久，戴季英从报纸上得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的消息后，立即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主力立即西征, 以牵制敌人 ,策应党中央和红一 、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8 月, 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并攻占了甘肃重镇天水。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震惊 ,急调部队回援。面对占据优势兵力的敌人，戴季英又率红二十五军强渡渭河，如一把尖刀直扑西安。蒋介石不得不连发 5 道电令 ,调兵堵截红二十五军。正是红二十五军的行动，吸引和调动了国民党的大批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红二十五军也遭受到了重大伤亡。在泾川县一个叫王村的地方，红二十五军与敌人遭遇，战斗中，年仅28岁的军长吴焕先不幸牺牲 。红二十五军余部在徐海东和戴季英的指挥下，拼死突出重围，胜利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三、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戴季英被中央任命为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的陕北，中共陕甘晋省委一些同志受“左倾”路线影响，在红军中开展起了所谓的“肃反” 。就连刘志丹 也被人诬蔑是“右派” ,是 “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的反革命” 。在这场“肃反”中，戴季英十分积极，带着政治保卫局抓捕了大批陕甘边特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
刘志丹被捕后，戴季英亲自审讯，并给刘志丹罗织了几大“罪状:一是执行“富农路线” , 二是坚持农村割据 ，不敢攻打大城市；三是争取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武装中的一些人，在陕北实行“投降主义” 。
刘志丹被抓的消息，震惊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并派人接管了戴季英的政治保卫局，这才救出了刘志丹等人。
虽然在“肃反”中戴季英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毛泽东还是给了他改正的机会。在一次与戴季英的谈话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
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合作，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的高敬亭部，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考虑到戴季英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且与高敬亭是老战友，因此中央特意将戴季英派到高敬亭的第四支队，担任副司令员 。
1939 年高敬亭被错杀后， 中央决定由徐海东出任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在安徽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由于徐海东身体有病，因此很多时候四支队都由戴季英实际指挥。在此期间，戴季英很好地完成了向皖中 、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创建了皖东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了7000多人。
见戴季英很好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十分欣慰。在延安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还点名表扬了戴季英。
四、
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但戴季英对组织上给自己安排的职务很不满意。他认为，自己20年代就是共产党的省级干部了，又参加了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己理应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而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张玺、吴芝圃等人，无论在资历、威望、党龄、贡献等各方面都不如自己，但官却比自己大，因此牢骚不断。
1951 年年底，戴季英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一边攻击当时的河南省委领导，一边恬不知耻地向中央“要官”，要求中央让他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毛主席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当即在信上批示说：“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做完批示后，毛泽东仍旧余怒未消。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曾当着他的面怒不可遏地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
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勒令回家反省，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不久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戴季英在革命胜利之后，首先不是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而总是觉得自己的功劳大，当的官不够大，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这种脱离群众观点的思想，必然助长其“脑子里只有一个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正因为此，致使其“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
在文章的结尾，《人民日报》给戴季英定性为“始终一贯地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没有丝毫回头悔改之意”。
五、
有不少党史研究者都认为，《人民日报》之所以会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毛泽东对伸手要官的人深恶痛绝。终毛泽东一生，他都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反“跑官要官”现象，为我党树立了选人用人上的典范。
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之间关系都很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寄钱寄物，并接他们上京。但当他们提出要毛泽东在北京给他们谋个职位时，都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辞拒绝。
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抱很大的希望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的回信则是“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就连自己的子女，毛泽东也要求他们与老百姓一样，因为“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女呢？”
在毛泽东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是共产党人的宗旨，跑官要官的做法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对于戴季英这样一个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将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才会起到明显的震慑作用。
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一直在郑州生活。1984年，中央书决定恢复他的省级干部待遇，并安排他参与撰写红25军军史。
1997年11月，戴季英于在河南省郑州病逝，享年92岁。在他去世前四个月，新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